新教思想与经济体系的选择性亲和力

题要: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讨论了新教伦理的理性与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具有选择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并不意味着重和，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仍拥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在合法化权力地浸染下，禁欲主义的天职神学观念失去了资本积累初期的约束力，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逐渐异化膨胀，引发了我们当前时代的伦理危机。

关键词：选择性亲和力理性主义禁欲主义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成书于20世纪初。通过搜集宗教思想大量的经验材料，韦伯讨论了新教伦理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思想体系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力（electiveaffinity）。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经济社会的发展，但韦伯并不想用这样一个片面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去替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拒绝接受思想理念和物质条件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转而溯源到宗教，认为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变革，宿命论教义的发展，是一种对宗教思想的理性化过程。这种思想与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理性思想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选择性亲和力。如果加尔文宗带来的理性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环境，那么一切也不会出现。因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也是偶然中的一种必然。但是也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二者之间选择性的亲和并不意味着重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也拥有各自的发展机制和轨迹，拥有各自的历史发展命运，所以资本主义的财富也终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韦伯的论证

该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作者引言、问题以及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在引言部分，作者简要说明了该书的研究问题，从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入手，阐释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在西方得到持续的发展。作者首先提出设问，科学知识必须要能够找到使其发挥作用的驱动力，但为什么数学、机械学的发展并没有在发源地起到作用？1在中国、印度等这些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东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建筑和科学方面都没能走上资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理性化道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究竟是哪些因素起到了作用？在《新教伦理》一书的问题篇中，作者讨论了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的关系，从现象层面描绘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活之间的联系，引出了关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预定论”和“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亲和力的讨论，将路德的“天职观”作为该书的研究任务，并以此作为研究和论证的逻辑起点，提出了自己的两点研究计划：其一确认宗教信仰与职业伦理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力；其二研究宗教运动如何影响物质文化及其方向的。在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部分，韦伯首先讨论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的起源基础和主要观点，后分析了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所产生的诸方面影响。最终韦伯论证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诸多要素中，正是从禁欲主义中产生的“职业”观念，塑造了近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现代化专业分工以及人们对劳动和财富的理性解释，从而回答了在开篇中提出的问题。

从全书的论证来看，韦伯抛开经济学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逻辑，转而寻找宗教思想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他并不同意马克思把宗教看成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是第二位的因素，他认为宗教并不一定就是消极的，例如新教对资本主义就有巨大的作用。韦伯用选择性亲和力来解释二者之间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新教伦理中禁欲主义精神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积累，其本身所包含的人生态度、生活准则、理想追求形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新教运动16世纪到19世纪在欧洲和美洲的发展。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有些学者从韦伯的解释出发认为，在历史过程中可能并不存在一种现行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彼此促进，最终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了一个适应和协调的统一体。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之间在二者所共同具有的理性主义精神上达到了协调统一。但是在书的末尾韦伯提出，随着宗教根基的衰败，功利主义悄然渗透了进来。为上帝而劳作最终变成了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的利器。韦伯最后预见且昭示了资本主义终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德国海德堡大学施鲁赫特教授（WolfgangSchluchter）认为，韦伯想要研究的问题是“理念是以何种方式在历史当中发挥作用的”。由此我感到困惑的是，是否有一些必然的因素，使资本主义逐渐脱离宗教禁欲思想的约束，走向膨胀的功利主义？我们该如何解释亚洲四小龙在没有西方新教伦理理性主义的约束下，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历史现象？韦伯的《新教伦理》一书为人们解读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他的理论也在经受着现代历史的检验。本文由于思考力的局限，仅分析了选择性亲和力中的理性主义，并且试图加入韦伯的权力观来考虑上述问题，以此来建构本篇读书报告的行文框架。

选择性亲和力的核心——理性主义

我们所熟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统归于亚伯拉罕诸宗教。基督宗教一共有三大派别，分别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最核心的天主教会从早期公元一世纪一直延续到了现今。在天主教会的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分裂，然后形成了现在的三大教派。年东西教会相互绝罚后，从天主教会中分裂出了东正教。16世纪宗教改革后，产生了新教派。至此形成了基督宗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但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并不是单个人的一次性行为，而是在不同的地区共同发生所完成的。由路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直接针对天主教会内部通过发放赎罪券来进行敛财的腐败行为，以“因信称义”为教义，路德宗因此也被称为信义宗。还有比较著名的宗教改革是在瑞士发生的。例如加尔文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后来被称为加尔文宗（也有翻译为归正宗），其提出了自己比较具有神学特色的观点：预定论。英国同样也发生了宗教改革，由亨利八士所发起的宗教改革形成了比较有特色的英国国家教会（圣公会）。但因为这次改革并不彻底，在宗教史上被称之为半吊子改革，引发了很多极端的行为。也正是因为这样半吊子的改革，在英国产生了清教徒一派，他们希望能够将英国未完成的宗教改革继续下去，但却在当时遭到迫害不得不逃离英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乘坐五月花号逃离到了美洲。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讲述的就是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派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需的敬业、勤俭相契合，产生了宗教思想与经济体制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力。

（一）新教伦理中的理性

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实际上是以一种新型的更加严格的“管控”方式来取代先前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改革后的新教实行入世的禁欲主义，虽然关上了修道院的大门，却把人们引入到了尘世生活中，基督教将人们的生活区分为了此世和彼世，开始用它的条理和秩序向日常生活渗透。而在此之前天主教有着较为强烈的“超尘出世”。

路德天职观念中的理性。路德认为，天职来源于宗教改革，是来自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重大转型的产物，天职一词的英文单词是beruf，是职业的涵义，意味着上帝召唤你去做好本职工作，完成世俗事务。路德越发地意识到，对于上帝给每个人安置的客观历史阶层，是神意的直接显现，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根据被安排好的身份，限制自己的世俗活动。“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阶级分工和职业分工，是圣意的直接结果。作为一项宗教责任，每个人都应坚守在上帝为他设定的位置上而不逾此拒矩。”2路德的神召理论是自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重大转型，他认为人们只有努力的完成上帝所要求的，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从这一观点中也可以看出，路德同样也是一个传统的神学家，强调人们在既有的职位上做好工作，带有非常强烈的维持现状的色彩。

预定论中的理性。加尔文宗的预定论认为上帝已经注定了每个人接受的恩典和慈爱，或是施舍与怜悯，在一种不可变更和撤销的上帝旨意面前，上帝给予恩典的人将得到永恒的恩典3；而被上帝拒绝给予恩典的人，也永不会得到恩典。而想要确定自己是否是被上帝所选中的人，就必须努力做好自己的现世工作，因日常生活中的奋斗而称义，从而得到上帝的感召。虔信派相比于加尔文宗，更具感性因素，鼓励人们追求现世的幸福，对现世的生活进行务实的理性化，而不是像天主教一样寄托于来世。虔信派的观点相比于加尔文宗，更多了一种类似于福音劝谕的感性引导。循道宗以救赎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为了获得“救赎确认”，人们的行为会更具有条理性和系统性。当善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履行的时候，才能形成真正的获得恩典的途径4。浸礼宗诸派以最大的包容性完成了对世俗的教化，认为宗教团体不再被视为是寻求超自然目标的一种信托机构，不管这种信托机构是为了（加尔文宗的）增添上帝的荣耀。还是为（天主教和信义宗）人类提供获得救赎方法的媒介，他都必然包括义人和非义人。浸礼宗诸派弱化了真正信仰的重要性，而将因信称义的精神放入上帝赐予的救赎之中5。从上述各宗的思想中可以看出，预定论中的信徒为了证明自己的“蒙恩”，必须实施一种逻辑一致的、有条理的组织活动，从而使现世的活动被彻底理性化。相比于路德的神召论，加尔文宗似乎给予了人们更加正当的努力奋斗的理由：你现在并不知道自己是能够进入天堂还是地狱，那么就努力工作并获得奖赏吧，从而获致自己是否走在通往天堂的正确的道路上。

入世禁欲主义中的理性。理查德·巴克斯特是清教伦理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财富的看法，正是资本主义财富不断积累的原因。他认为道德上要真正拒斥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在财富上的享受以及随之而来的怠惰与肉体放弃圣洁生活的追求。巴克斯特将人们对工作的追求融入到获得上帝的荣耀中。在一项天职中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有条不紊地工作和获取财富被认为是对上帝的荣耀。在不断工作获取财富的同时，巴尔斯特认为，对于清教徒而言，清教徒苦行的目的是使人们过一种有理性的生活，所有的娱乐都应该被抵制，任何浪费时间和过分娱乐的事情，都是极大的罪恶，劝勉人们要进行持续的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在这种观念的支持下，清教徒完成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

（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具形式合理性的生产方式，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韦伯重点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韦伯认为，前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状态，即长期运转的企业对于资本的理性使用以及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尚未成为经济活动的支配力量状态6。资本主义的两个显著特征表现为第一，为利润而生产和价值无涉；第二，通过合理化的组织方式生产。在论证第一个方面时，韦伯认为资本家们将直接而明显的营利活动作为一种天职，并把这种天职当作是他们的伦理职责，正是这种观念为新型企业家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伦理基础和正当理由。资本家们把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传统主义中，人们生活的目标仅仅是去赚取所需要的钱，人并非“天生”渴望赚越来越多的钱，而是简单地想要过一种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7，所以即使提高计件工资，也无法带来高效率的生产。第二个特征合理化的组织方式表现为资本主义依靠持续、理性的企业活动来追求最大且不断再生的利润，私人企业家利用资本来进行生产，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购买生产工具和卖出产品，获取利润。韦伯借用富兰克林的箴言来概况最初资本主义精神：惜时如金、勤俭节制、诚实勇敢。如果说在早期理性化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精神并不一定二者同时存在，那么新兴工业中产阶级的兴起则将资本主义理性的生产方式与资本家的品质完美结合，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主义承载者8。托克维尔在略述美国商业兴盛的原因时谈到，美国的居民在行业上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没有形成任何职业偏见，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竟成。他们随时随地都必然是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特别是善于创新的人9。

未意图的“后果”

韦伯在论证宗教伦理与经济体制这种选择性亲和力时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力”不是重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也拥有各自的发展机制和轨迹，也必然会有各自的历史发展命运。在韦伯的思想中也提到了一种“未意图的结果”——宗教改革所产生的职业伦理或者对资本主义推进，并非宗教改革者所意图的结果。由于二者之间具有核心的亲和力，也才导致了一种结果的产生。而这种结果并非是因果关系来解释的“意图”行为。也恰恰是由于这种未意图，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中逐渐的偏离新教伦理的约束，开始以其逐利的本质来禁锢人们。再次回顾韦伯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宗教运动如何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并非是一种直线的影响关系，而是一种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当未知的恐惧逐渐消除或者在一种“合理的支配”作用下，统治者利用工具理性，使人们产生一种“自愿行为”，从而达到支配的目的，而这种支配也是权力与合法性的结合。明末清初在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最终被扼杀在了封建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儒家的伦理思想本身就不契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封建集权的合法性约束过于强大。这种未意图的结果带来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人们无法预知的后果。

（一）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韦伯在探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动力时指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来源问题，而应该考虑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和发展问题10。选择性亲和力的核心在于宗教伦理的理性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性主义相契合，如果二者不同时具备，也就不会发生变革。而这其中，宗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由为关键。例如在12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制度上也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恰是因为当时的孔孟之道和道家学说，没有构成相应的思想框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儒教强调非人格的宇宙秩序，家庭伦理支配一切人际关系，亲属关系是商业交易、民间社团、法律和公共管理的基础，进而产生以传统主义家产官僚制为主的社会、与欧洲相比缺乏自治的城市、具有凝聚力和延续性的宗族-血缘组织势力以及缺乏专业能力的士人阶层。而这些的源头正是因为儒教与清教的不同，所以才导致了中西方文明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时的不同态度。

除此之外，韦伯还认为宗教精神通过影响人们新的预定论观念与救赎观念，塑造了新的工人中产阶级。新兴的中产阶级不同于曾经商业贵族资产阶级，他们将资本的逐利特性表现的淋漓尽致。建立在法理型权威的基础上，将权力“合法化”，进而来影响政治和经济，最终达到“合理支配”的目的。资本主义的这只铁笼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代表，而成为对人们生活强有力约束的牢笼。

（二）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伦理危机”

部分选择性地亲和即意味着新教伦理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新教伦理的理性精神通过节制和限制享乐来完成财富的积累。资本主义理性通过获得教会神学的合理性来破除旧的文化意识对新的社会因素成长的阻碍，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宗教神学来得到社会伦理的支持，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但是正如韦伯在书中所强调的，资本天生就是逐利的。当伦理中的“至善”要求人们勤勉工作，不为享乐而赚钱，而是把赚钱当作劳动的目的。“人们完全被赚钱和获利所掌控，并将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11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的背后也溢发着时代的伦理危机。尤其是二战以来，人们以逐利为目的的活动，引发了生态、能源等方面的危机，对生态环境的肆意开发和掠夺可能正将人类推向不可持续发展的深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金融的快速发展，带给了我们这个时代整体性的金融危机。一方面辛勤劳作的工人们被禁锢在专业化的生产线上赚取微薄的工资，新教伦理所带来的履行天职的责任观，不再需要被人们感知，反而变成了一种经济强制力。另一方面资本家利用金融杠杆不断加码金融衍生品，曾经“理性的经济计算”也正在丧失其合理性。在一个高度分化与固化的社会，少数资本家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结果需要很多人来承担。我们不得不开始应对职业伦理、金融、科技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危机。正如韦伯所说，“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高度。”12不过是机器替代工人成为了被资本主义利用的工具，也没有人会知道下一个住进资本主义这个铁笼的会是谁。

在《新教伦理》一书中，韦伯认为生活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须从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质当中来寻找，而不是单求之于一时所处的外在政治历史状况13。韦伯不同于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出发，而是更加注重人的感知和体验，认为不仅仅是经济力量才能解读历史，观念也很重要。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理性对早期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逐利的特征持续不断的加强，逐渐偏离了新教神学理性主义的选择，加之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固化的特权阶层建立起了权力的合法性支配关系，拥有权力的人试图让自己的行为合法，并且最终使人们感受到这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强调的一样，生理上独立的个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否是能相互信任、理性判断和思考的个人，如何使个体接受一个相同权力的制约，不仅仅是如何建构权力，而是使权力合法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资本家利用“合法的权力观”逐渐弱化了人们对新教神学预定论天职观的信仰，从而使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得以肆无忌惮的扩张，而今天，我们也仍无处不在其枷锁中。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4页。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3]同上书，第页。

[4]同上书，第页。

[5]同上书，第页。

[6][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53页。

[7]同上书，第54页。

[8]同上书，第59页。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1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63页。

[1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8页。

[12]同上书，第页

[1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惠美，康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