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科恩兄弟凭借他们的新作《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TheBalladofBusterScruggs）获得了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影片由六个在情节上没有关联的短小故事构成，长度从10分钟到40分钟不等，片名《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就是六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

当然，几个故事也并非全然没有联系——它们都发生在西部拓荒时期的美国，而且从思想内核上看，几个故事也非常一致，都可以用第五个故事中出现的“不确定”（Uncertainty）一词加以概括。事实上，“不确定性”也是科恩兄弟所有电影的内核，从处女作长片《血迷宫》开始，我们就能在二人的电影中不间断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他们创造的影像世界当中，没有“强者恒强”这样的规则，哪怕是看上去无懈可击的人，也有可能被某种突如其来的力量彻底掀翻。比如《老无所依》里的杀人狂，几乎称得上是所向披靡，但最终却意外遭遇车祸，被两个毛头小子整得狼狈不堪。

《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也是如此，我们在几乎每个短小的故事当中，都能看到强与弱的对调和转换，而科恩兄弟创作中呈现的这种固有的不确定性，又和西部拓荒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发生化学反应，得到进一步增强。这其中，第二个故事最为短小，但恰恰也是冲突最为激烈、戏剧性程度最高的一个。短片一开始，一个表面看上去十分凶狠的牛仔（詹姆斯·弗兰科饰）准备抢劫银行，结果一个疏忽就差点被银行职员用猎枪打断双腿。牛仔刚想逃跑，又被身披几层铁甲（其实是身上挂满锅碗瓢盆）的职员撂倒在地。等他再度醒来，已经是等候绞刑的死囚了。未料，此时一群印第安人冲杀出来，把所有行刑人杀光，唯独留他一条性命。好不容易被人救起之后，却立马又被当地人抓去，送到警局，警长不由分说就把他当成偷牛贼处以绞刑，而且他真的就死了——就像第一个故事中的巴斯特·斯克鲁格斯一样。

主角登场，速战速死，完全没有喘息之机。或许这也是科恩兄弟不得不将几个短片连缀起来的原因？一个最开始看上去志在必得的匪徒，被命运玩弄得精疲力尽，毫无还手之力——熟悉科恩兄弟作品的观众肯定会感觉十分亲切，因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科恩式故事。短短10分钟的时间里，主角先后经历了好几次身份和命运的逆转，这不仅体现出科恩兄弟对故事节奏极强的驾驭能力，更体现出“宿命论”为科恩兄弟电影赋予的特质：荒诞、神秘、惊悚、完全不可预知……他们的电影之所以一直那么“好看”，从本质上讲，大概就是源于宿命论这种世界观本身所散发出来的气质。

公允地说，如果把这部电影放到科恩兄弟的作品序列中看，我们还是很难对影片有太多褒扬。连缀起同一类型的故事的做法让人想起小林正树的《怪谈》（尤其是最后一个故事营造的神秘氛围），但从视听上讲却又远远没有达到那个水平；片中很多元素的使用都和科恩兄弟八年前创作的西部片《大地惊雷》有相似之处，而比较之下，新片中对印第安人和女性形象的刻画趋于保守，甚至还没有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泽尔纳兄弟执导的《落难女子》来得大胆。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说，《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都是一部意料之内的作品，既没有超越（甚至没有接近）科恩兄弟的创作边界，也很难说对西部片有什么惊人改造。

唯有一个故事让笔者难以忘怀。故事里的两个卖艺者，领班是个健全人，另一个表演者则是没有四肢的残疾人，后者以讲述神话故事和进行政治演说来娱乐大众。随着二人的马车不断向蛮荒的西部深处行进，无论是古埃及神话、《圣经》故事、政治演讲（其中的一个段落出自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抑或是语言中包含的纯粹的韵律，都不再能唤起人们的激情。二人的收入也越来越少，直到已经无法糊口，残疾人艺术家只能让位于一只会算数的公鸡（当然也不过是一种骗术）。对领班来说，残疾人演员和会算数的公鸡并没有太大区别，无非是他花钱买来谋生的工具，而这种残酷的等价也决定了演员最终的去向。

在这里，最低限度的严肃让位于奇技淫巧，“民有、民治、民享”的宣言无法引起任何共鸣，原本留出的掌声时间逐渐化为尴尬的寂静。人们对一切漠不关心，除了娱乐——这或许也是整部影片与现实世界唯一的连结之处。

文

圆首的秘书

本文刊载于年12月21日星期五《北京青年报》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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