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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

每当提起记录生活中的一些什么东西，我总想起《雪国》中的一段：

比起日记来，岛村格外感动的是，她从16岁起就把读过的小说一一做了笔记，因此杂记本已经有十册之多。

“把感想都记下来了吗？”

“我写不了什么感想，只是记记标题、作者和书中人物，以及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

“光记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没法子呀。”

“完全是一种徒劳嘛。”

“是啊。”女子满不在乎地朗声回答，然后直勾勾地望着岛村。

岛村不知为什么，很想再强调一声“完全是一种徒劳嘛”，就在此时，雪夜的宁静沁人心脾，那是因为被女子吸引住了。

他明知对于这女子来说不会是徒劳的，却劈头盖脸给她一句“徒劳”。这样说过之后，反而觉得她的存在更加纯真了。

莫言说得不错，川端的文字“是一段旋律，是一个调门”，轻轻唱着的是苍茫荒凉的雪国摇摇欲坠的挂在枝头的徒劳与动人；也是一幅画面，画的是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照射在美丽的雾凇之上。徒劳，徒劳。好似听见少女的叹息。于是我也决定记些东西。一次和朋友聊天，我问，有没有可能用一部电影讲述几个独立的故事，并不是平行叙事，而是完全无交集、无关联的情节。当时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自己好奇于故事主旋律之间的串联与独立。若是从某个摄影大奖赛选来一二三等奖，无疑都是好照片，但若是一同放在眼前，难免感到跳脱。他当时立即对我说出一部名字拗口的电影，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另一次聊天当中，我问我的阅读老师，一部小说是否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问题大概是有争议的，但我认为没有。不管是伏尔泰还是先生鲁迅似乎都“有”明确的创作意图，至少在教科书里如此。但我仍相信雷达说的那句话，文学创作本身既是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这大概也是为何《野草》是解读鲁迅最为关键的一把钥匙。“人之忌，在好为人师”，是的，我不同意“文以载道”的说法，这一点我和郭德纲倒是殊途同归。对于创作者来说，“写”这一动作就足够了，可能有明确的主题，可能连自己都不知自己竟在写些什么。正呼应着岛村口中的“徒劳”。表达——而不是说教——许许多多的独特的美学世界与个人风格均是基于此。不光文学，电影也是如此，不论曹翁还是马丁斯科塞斯，都是在尝试做好自我表达，包括伊斯特伍德，他曾说：一旦过于理性地分析文本，你就会抽空她的灵魂。更了不起的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它的伟大之处在于这剧本简直没有剧情，只是两个男人等着一个名叫戈多的人，期间无所事事，开始闲聊，最后戈多并未出现，剧终，幕落。生活平凡至极，但有血有肉，这些作家与导演自得其乐地发掘并回味其中的滋味，得益了读者和观众。但人们永远不该忘记世界上必然有着许多伟大的卡夫卡，而他们的具有灵魂的作品早已或将要被他们自己焚毁，就像我们不知道在哪个村里的哪一户人家的碗橱里躺着积尘的钧窑磁盘。说远了。科恩兄弟的《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便不能找到所谓中心思想，六个独立的故事，喜爱歌唱的神枪手牛仔，抢劫犯，流浪艺术团，年老的淘金者，西进运动中的马车之旅，两名健谈的赏金猎人，光影的变幻单纯地讲述着老西部的故事，浪漫，叹惋，洒脱，安详，诡谲在光影的变换当中呈现。都是精彩的故事，合在一起，也是一次了不起的实验。既然是记录，总要记些什么，不如记一首自己翻译的赏金猎人口中的民谣。From《TheballadofBusterScruggs》《Theunfortunatelad》AsIwasawalkingdownbythelochAsIwasawalkingonemorningoflateWhoshouldIspyButmyownd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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