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作为街道中的漫步者，在行走之前或至少行走中时，需为自己的行走定个意图，立个方向，而这恰恰是在乱中寻序之编故事者具有的特点。韦伯主张以“理念类型”的建构作为勾勒“社会”图像的基本策略，即是企图让社会学家充当这个城市中编织故事的人。”

《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

叶启政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2月

ISBN7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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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实证主义方法代表了美国社会学界最基本的取向，而当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亦基本接受了这一取向。本书作者认为，若将这样的方法当作认识论的基础，甚至是研究社会的不二法门，便难以成就富有生活意义乃至人文内涵的知识传统。本书通过回溯社会科学实证传统形成的文化历史语境与理论脉络，反思了社会研究中的“范式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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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启政

台湾大学心理学学士、硕士，美国密苏里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主要著作有《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论述对话》《迈向修养社会学》《象征交换与正负情愫交融：一项后现代现象的透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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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

叶启政

（原文发表于《社会》年第2期，也是《实证的迷思》[]一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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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代我念小学的时候，我父亲三不五时会约朋友在家里小酌聊天，在酒酣耳热之际，我父亲总是会发点牢骚，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唉！社会就是这样，有钱就行啦！”当时，我已从学校老师那儿学到一些仁义道德的道理，听了父亲这样的话，总是觉得他太现实、势利，也太庸俗了，甚不以为然。只不过，年幼畏于父威，不敢辩驳。年长后，成了专业的社会学家之后，每每回想起幼年时父亲说的这些话，我开始同情起他来。在那个年代，父亲可以说是怀才不遇，日子过得相当郁卒，眼看着诸多公务人员有贪污的行止，但却能步步高升，日子过得相当顺遂惬意。说真的，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里，贪污毋宁才是“正常”，钱确实可以使鬼推磨。对一个生活在这样之社会样态里的一般百姓来说，说出了我父亲这样的话不只可以理解，若说他是具有现实经验感受的“社会学家”，甚至是不为过的。

这个幼年的经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总是不免让我这么想：既然人们都是活在人群里，有着各自的生活经验感受，而这些经验感受使得人们对“社会”都会有特定的看法，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人人都是社会学家”。如此一来，我们立刻会跟着追问：那么，像我这样之所谓的专业社会学家又有何用？所谓社会学的知识，与一般人的世俗社会观又有什么不同？其价值何在？这些长期萦绕在我的脑海的问题，促使了我在年写了一篇《人人都是社会学家——一个所谓专业社会学家的自白》刊登在是年8月1日之台湾的《自由时报》副刊。后来，在年，我改写这篇文章，并把内容扩大，以《柳暗花明，回梦一番——社会学者是甚么“碗糕”》之名收集在《社会学与本土化》一书之中。如今，我又把这样的议题拿出来再次谈论，显然，若非对于过去所写这篇文章的谈法感到不足，实在是没有理由这么做的。有鉴于此，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倘若我没有对所以如此做的缘由有所交代，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从年我赴美国留学正式修习社会学开始计算，到年写这篇针对自我之专业角色进行反省的文章，前后有28年。作为一个所谓专业的社会学者，当时的我，虽不敢说见解已经很成熟，但是，至少，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也已经浸润了一大段时间，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知识领域的基本内涵应当是有一定水准的认识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对社会学家作为学院内的一种专业学者的基本角色与实践操作，理应已有了相当定型的认知，不太可能有什么更具创意的另类看法才对。情形是这样的话，说真的，我实在没有理由在又过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度把这个议题拿出来重新议论一番。旧菜重炒，将只会是了无新意，徒然多此一举。然而，尤其是在已正式从这个专业职场退休下来的情况之下，我又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还想再度来谈论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呢？我有两个理由让自己觉得确实值得如此地做，在此，试着说出来，与读者们分享。

这四十多年下来，通过“专业社会学者”这个职业角色，我成为社会里的成员。同时，我更是学习经由学院建制化的社会学知识来认识这个社会，并且也以此作为履行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事务的知识底蕴与理据基础。在当下此刻正式从这个专业角色“完全”退下时，对自己过去所经历的种种，心中不免有所感慨，对社会学作为学院建制中之一门专业领域内涵的社会意义，自然也有些自认更为深刻的想法，觉得有责任说出来，提供给后来人参考。当然，基于这样相当单纯的感性诉求作为理由来圆成写作的动机，难以有足够的力道说服人们接受我的作为。但是，至少，我个人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自许，也自勉着。我想，这理应是足够的。

不过，我自己意识到，单单以志业情感作为理由来支撑所以需要写这篇文章的后盾，毕竟缺乏知性上的正当性，显得太过单薄。我需要提出更具知性的说法，才可能有最起码的理据来说服大家。为了回应这样的说法，我必须从年修改过之那篇文章的内容说起。

在年的文章里，我曾经以两位美国社会学家RobertNisbet（）与C.WrightMill（）的说法暗示，纵然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具有科学态度，但更需要的，是像传统工匠所展现的那种具艺术气质的艺匠格局（craftsmanship）。至今，我还是一直坚信，这才是社会学家（可以衍生至所有相关的社会学科学者）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可贵的基本学养。只是，在那篇文章里，我并没有恰适而充分地发挥这个观点，更没有把其体现在社会学家身上所必要彰显的独特认知座架明白地拨点出来，而只是让整个论述游走在专业社会学者同时作为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所可能蕴含的社会意义以及衍生的问题上面。

那么，到底社会学家必要彰显的独特认知座架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来彰显社会学家作为专业学者所内涵的知识质性，而得出不同的答案，但是，从当代西方社会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观点可以说是很有价值，也甚具启发性，值得作为切入点（当然，也是分离点）。简单地说，这个观点是：社会学家营造知识的基本任务即在于挖掘种种社会现象与社会行动背后可以蕴含的客观“未预期结果”（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Giddens即相当肯定地断言，未预期结果乃是社会学探索的基本课题，因而，社会学家之知识建构的基本课题即是有关“未预期结果”的阐明与论述建构（Giddens，：12；：10）。下面，我将以这一内蕴于西方社会学知识传统的见解作为起点，申论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与其可能衍生的意涵。

2

从RobertMerton的

“未预期结果”说谈起

至少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Locke即已提及“未预期结果”这一概念，后来AdamSmith也讨论过（Smith，：95）；对19世纪以来的诸多社会思想家，诸如Marx、Weber、Wundt、Pareto、Cooley与Sorokin等人也都有所论及（参看Merton，：，注1）。但是，这个概念一直并没有获得社会学者普遍的青睐。直到年，美国社会学家RobertMerton以《目的性社会行动的未预期结果》（The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ofpurposivesocialaction）为文，特地以这个概念作为标的来加以讨论，尤其是到了年，Merton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TheoryandSocialStructure）一书的《显性与隐性功能》（Manifestandlatentfunction）一文中，把“未预期结果”与“隐性功能”两个概念连结起来运用，“未预期结果”一概念才逐渐引起社会学家的注意，并且，如Giddens一般，甚至视其为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参看Merton，，b）。

不像Weber视行动的理性与否为理解当代人之社会行动的根本课题，Merton认为，行动的理性与否并不是讨论目的性社会行动的焦点（Merton，：）。毋宁说，认定“对行动者来说，目的性的社会行动都是有意图的（intended），其结果总是可预期的，且是相对喜欲的”，才是他关心的重点（Merton，：）。由此，显而易见，Merton乃是从行动者自身的角度来讨论目的性社会行动的。对他来说，目的性社会行动的预期结果有没有被认识到，转而，未预期结果何以可能发生，是至为重要的课题。

Merton认为，人们（包括行动者本身）所以无法正确判断行动的目的，基本上源于三个与人们之既有知识状态有关的因素：（1）无知（ignorance）或缺乏适当的知识，这体现在有关人之行为的科学尤其是如此；（2）错误（error），特别是来自惯性行为者；（3）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