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家族

作者

王安忆

一、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感受相当单纯，那就是“享受”。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她不会让你失望，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然后，悬疑一定有答案。好比波洛在他的事务所里等待案件，而终会有案件找上门来。你不必去推敲，难道真的会有如此多的谋杀案件？因为这是与现实无关的，你早已经卸下现实批判的武器，身心轻松，只等着听故事。可是，事后要细究起来，却发现故事中的人，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情节也是根据日常的情理，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反倒是那企图超出共识的现实，比如少数几部间谍故事，震惊的效果比较减弱。所以说，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其实是囿于现实，在生活的范围内索取材料。也所以，要是检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你又会发现，故事的要素很简单，不外是争夺遗产、欺瞒历史、谋骗钱财、恩仇相报。然后再派生出敲诈，灭口，掩藏。人物呢，又总是一个家族、一间寄宿舍、一艘游轮，或者一列客车，甚至只是一个晚会和一餐宴席。这多少也能看出女性写作者较为狭小的社会以及居家的性格。就是这些简要的因素，却组织出这许多故事。这又使我想到女性的另一项技能，就是编织的技能——竹针，毛线球，编织法，竟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那乡下老太婆马普尔小姐，从不离手的毛线活儿，大约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手里的活儿。这还像一种小孩子的挑绷的游戏，将一根棉线对头打个结，双手撑开，挑出一个花样，再由对方挑过去，形成第二个花样，两个人挑过去，挑过来。倘若是聪明的小孩，可挑出无数种图案，而要是笨小孩，没几个回合就挑成一团乱麻。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那个顶聪明的挑绷能手。她用有数的条件，结构出大量的谋杀，线索错综复杂，就像编织活儿和挑绷上美妙的经纬组织。这些线条和结构，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这种材料的具体性，覆盖了抽象的结构图案，给予了可以理解并且引起同情的现实面貌；同时，内里结构的抽象性，又将它们从现实中划分出来，独立为另一种生活。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很像是一种成人的童话，我想，孩子们所以能被童话吸引，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灵是真实存在的。而成人在阅历中储备起的知识和认识，占去想象的空间，排除了信赖的条件，于是，精灵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种进化不完全的后遗症，成人依然保留有对不寻常事件的好奇心。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用成人世界里认可的人和事，讲述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故事——没有比一桩杀人案更令人兴奋的了。离奇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她都负责给予让我们信服的解释，就像《古墓之谜》里，波洛所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里斯蒂就能够将一切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而且，她不是求精辟，而是务实际，就像方才说过的，倘若阿加莎·克里斯蒂要讲述一个超出常理的故事，比如间谍类的，《暗藏杀机》《犯罪团伙》《桑苏西来客》等，无论是罪行也好，侦破也好，所根据的理由就都悬了，显见得不是她的强项。我觉得，马普尔小姐的案件最体现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性质，那就是她在《平静小镇里的罪恶》中说的：“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阿加莎·克里斯蒂编织故事的线索，究其底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性”，而且就是“一年到头住在乡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因为，马普尔小姐坚信一条：“人性都是相通的”。以此可见，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犯罪，都是出于通常的人性，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比如像英国当代推理小说女作家，露丝·蓝黛儿所写《看不见的恶魔》（台北新雨出版社），那个老罪犯，专门在黑暗的狭长的街道上，袭击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当他在公寓地下室发现一具同类形象的模特儿之后，便将袭击冲动转向这个橡皮人，因地下室亦有着黑暗、狭长的空间，能够让他在渐渐逼近对象时，积蓄起兴奋感。不幸的是，这具橡皮模特儿被小孩子在游戏中烧毁，于是，地面上就又开始发生一连串的谋杀案。在此，谋杀便成为一种奇异的癖好，说是谋杀犯，其实倒更像是一个病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谋杀则有着常规的理由，悬念的设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范围，而且一定解答透彻，也就是“解释得清清楚楚”。在《藏书室女尸之谜》中，马普尔小姐说过一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较懂得人性”，那是老派人的人性观念，是经验主义的，可是很管用。比如《命案目睹记》，马普尔小姐说：“我的一大优势是了解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所以，她说她看见了一桩谋杀案，那可能真的是发生了谋杀案。比如，《藏书室女尸之谜》，班特里上校古色古香的书房里，躺着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尸，形成一幅“不真实”的画面，而马普尔小姐看着女尸良久，轻声说：“她很年轻”，她注意的是那种个人性质的因素；在《寓所迷案》里，她世故地指出：“现实生活中，明显的就是真实的”；《迟来的报复》里，她又一次说：“犯罪的总是最明显的人”；而在《悬崖山庄奇案》里，尼克·巴克利小姐一次一次遭暗算，又一次一次化险为夷，最后却是她的表妹马吉·巴克利小姐被谋杀，大侦探波洛动用了好些“灰色细胞”，才总算明白这一个简朴的真理：“我看到实际上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马吉·巴克利被杀害了”！所以，不要小瞧了马普尔小姐的认识论，看起来，老是老了些，可并没有减弱说服力。

如果说，马普尔小姐包含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个别人事的理解，那么波洛则表现出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事物的整体概念，他标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智力水平。波洛不像马普尔小姐，是从具体性入手，而是从抽象着眼。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对于内部性质的外部形式，外部的变形，往往可能意味着内容的转化。中篇小说《死者的镜子》里，引他注意的是，自杀人的姿势多么“不舒服”，那么就是说，死者可能应和着另一种性质的死亡。波洛特别讲究事物的排序，排序完成，真相就显现了。《尼罗河上的惨案》里，他说：“我们知道的很多，可是逻辑上没有连贯”，这就是说，排序出不来。在此，阿加莎·克里斯蒂体现出逻辑性极强的头脑，就像原始人陶罐上的雷电纹、鱼形纹，意味着有能力将具体的印象归纳概括成抽象的形态，思维发生了本质性的进步。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生动的人性情节底下，其实网络着一个图案形式，这个图案有序的变化，将具体的人性材料演变成种种形式。波洛喜欢将自己的推理形容为“拼图游戏”，在《阳光下的罪恶》里面，他向正玩着拼图游戏的加德纳夫人描绘他的劳动：“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最后的成品像镶嵌画一样包含有多种颜色和图案，每一块奇形怪状的碎片都必须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有时候，会发生假象，就是说，有一块“按颜色本该属于毛毯的一部分，结果却被用来构成一只黑猫的尾巴”。事情常常是这样，波洛手里握着一块碎片，看起来似乎和整个事件并不相干，可就是这块碎片，“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真相就显现了。比如，《清洁女工之死》里边，首先引起波洛注意的是，从来不写信的老妇人麦金蒂太太去买了一瓶墨水；《牌中牌》里，桥牌局中，罗伯茨医生莫名其妙地叫了“大满贯”；《哑证人》则是，小狗鲍勃一夜在外，它的玩具球却在楼梯上……

这块碎片，从事实上脱落，最终又回进事实，“终于各就各位”，复原了事实的全貌，依然是具象的生活。就好比一个关于拼图的小故事，小男孩拼一幅世界地图的拼图，他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拼成，却原来，他是反过来拼的，反面是父亲的照片。我想用这个故事证明的是，在逻辑形式的外部，还是表情活跃的人性面目。

在马普尔小姐主持的案件中，其实也隐匿着一个形式，不过她的形式更具有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歌谣”——《黑麦传奇》中，马普尔小姐意识到这桩案子中藏着一个模式，就是那支歌谣：“唱个歌儿叫六便士，一口袋黑麦，二十四只黑画眉烘在一个馅饼里，馅饼一切开，鸟儿便歌唱，多美丽的一道佳肴献给国王尝！国王在账房数金币，王后在客厅吃面包涂蜂蜜，女仆在花园里晾衣，一只小鸟飞来，叼走了她的鼻。”这就是马普尔小姐所破译的犯罪模式，比较波洛的更有人的性格。

《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是一部故事集，共有十二个故事，可明显看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形式感。赫尔克里·波洛和万灵学院院士伯顿博士聊天，聊到名字的话题，伯顿博士的意思是给小孩子起名要当心，因为常常事与愿违，他认识一个以女神戴安娜名字命名的孩子，小小年纪体重已经达到二百四十磅。波洛的名字“赫尔克里”与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同名，大力神是主神宙斯的孩子，以十二项丰功伟绩闻名。波洛要纠正伯顿博士的成见，为自己正名，决定挑选十二桩精品案件，每一桩都必须对应大力神的丰功伟绩。于是，就有了《涅墨亚狮子》《勒尔那九头蛇》《阿卡狄亚牝鹿》《厄律曼托斯野猪》等一共十二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着相应的模式。比如《赫思珀里得斯的金苹果》，在希腊神话中，是关于赫尔克里与背负苍天的阿特拉斯的一场斗争。赫尔克里接过阿特拉斯背上的苍天，让阿特拉斯去偷金苹果，阿特拉斯偷来金苹果后，却不愿再接回沉重的苍天，赫尔克里便施计让阿特拉斯重新负上苍天，自己拾起了金苹果。阿加莎·克里斯蒂将金苹果换成了金杯，这金杯除去有显赫的历史而外，本身也十分精致，上面雕了一棵苹果树，挂了绿宝石的苹果，在它从一名侯爵手中转向金融巨子的当口，被国际盗窃团伙掳走，最终，它当然被波洛找到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探案小说，在严格的抽象形式和生动的具体情景之上，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神秘的别墅》里，新婚的格温达·里德要为他们的小家觅一处住宅，当她看见那一幢维多利亚式小别墅的时候，忽就认准这是她所要的房子，一切都令她熟悉和亲切，甚至是她可以想象的，这一点很快被可怕地证实了。她想象卧室里有一个壁橱，果然就有一个；她想象壁橱里应该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果真就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再有，《命运之门》，托马斯·贝雷斯福特太太整理新居，在旧房主留下的藏书上发现有蓄意划下的字母，拼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凶手是我们中的一个，我想我知道是谁。”——这几乎有一些《呼啸山庄》的意思了。还比如，《斯塔福特疑案》，玩灵桌游戏，召来名叫“艾达”的精灵，带来口信，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事实果然是，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这里透露出一股来自哥特小说的惊悚空气，决不会演变成《呼啸山庄》那样痛楚伤人的悲剧，而是正好到激起兴奋为限，表现出女性仁慈的性情。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有着大多数女性都有的喜好，就是对神秘事物心向往之。这大约来自于一种女性祖先的遗传，在足不出户的生活里，生出对世界又好奇又恐惧的幻想。那鬼魂与精灵大多活动在封闭的室内，带着家族的徽印和训诫，试图对种种现象作出道德说教。《死亡之犬》中的十二个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马普尔小姐探案》这一本短篇集里，也有两篇灵异故事，其中一篇名叫《裁缝的洋娃娃》，不仅是神奇，而且非常动人。那一个洋娃娃，谁也不记得它是几时，又是如何来到了伦敦艾丽西亚·库姆小姐的裁缝铺子里，她躺在天鹅绒的椅子上，和房间里的家具摆设格调匹配，加上它那副懒散的态度，“看上去好像她才是这儿的主人”，裁缝铺子里的女人们感到了不自在。又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它坐在了试衣间的书桌前，好像在写信。女人们都被它乱了心思，记性变得很差，总是找不到东西，也集中不了精神工作，清洁女工不愿意来打扫卫生，因为感到气氛古怪不祥。最后，它终于惹火了艾丽西亚·库姆小姐，她将它从窗口扔出去，扔到了马路上，被一个小姑娘拾走，小姑娘抱住洋娃娃说：“我告诉你们，我爱她，而这是它想要得到的，她想被人爱。”这一个灵异故事里的惊悚意味被处理得相当微妙，顺便说一句，洋娃娃也是灵异小说里的重要道具之一，在此，它却一反以往，从邪恶中脱身，走入一个抒情的结局。《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另一篇灵异故事《神秘的镜子》，气氛要阴森一些，惊悚的效果更强烈，情节亦要复杂。它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我”宿在朋友家的客房，从镜子里窥见身后墙上洞开一扇门，门里正上演恐怖的一幕——朋友的美丽的妹妹西尔维亚，被一个男人扼住喉咙，男人左脸上有一道疤痕，使他看起来十分凶恶。“我”将这一幻象告诉了西尔维亚，于是，西尔维亚解除了婚约，因为她的未婚夫和镜子里的男人一样，左脸上有一道疤痕。后来，西尔维亚和“我”结了婚，可“我”其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一次，嫉妒心大发作，扼住了西尔维亚的脖子，就在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多年前那个幻象，那个左脸有伤疤的男人正是“我”，因镜子反射的缘故，左脸上的伤疤实是在右脸，而“我”在战争中右脸被子弹划伤了。这个恐怖故事的结局是，“我”震惊地松开手，认识到心中的“恶魔”，从此与妻子相谐相伴，永不相疑。神秘的预言最终成为道德的警示，及时挽回事态，使善心得到发扬。这大约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教养，对邪恶有天然的忌讳，不忍看人难堪，尤其是体面的人，于是，尖锐的冲突便在她们的慈悲心肠下化险为夷。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在经历了残酷的谋杀和慎思严行的侦破之后，总是将结局引向大团圆，用马普尔小姐在《平静小镇里的罪恶》里说的话，就是——“一切都以最好的方式有了结局”。凶手多半是天性卑鄙，犯罪是他们必然所为，受罚则天经地义，比如《古墓之谜》里，阴险的利德勒博士；《ABC谋杀案》里的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云中奇案》的牙医诺曼·盖尔。或者就是微贱的人物，有他们没他们，世界都不会受影响，比如《H庄园里的一次午餐》里的罪犯霍普金斯护士；《葬礼之后》的女伴吉尔克里斯特小姐；《牌中牌》里的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她虽然不是本起谋杀案的罪犯，但却是个隐蔽的累犯，波洛曾经略施小计，对她进行测试，这个测试很有些安徒生《豌豆公主》的意思，就是让她帮助在高级丝袜里挑选几品送人，等她挑定，桌上的丝袜便少了两双——这合乎她的女伴出身，当然还有个人品行的缘故，所以就可以放心地让她犯罪了。“女伴”，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生活的时代里，真是属于一个较低的阶层，《葬礼之后》里，女伴吉尔克里斯特小姐，为实现开一爿小茶馆的夙愿杀了人，人们甚至不惜残酷地寻吉尔克里斯特小姐开心，说她在监狱里已经精神错乱，正兴奋地筹划开茶馆，这一爿茶馆的名字叫“紫丁香丛”。而那些令人扼腕的罪犯，出身于好人家，有好身份，有着可以理解的犯罪原委，特别是女性，这样的故事往往是哀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总是让他们服用药物自杀，既可免于受审的羞辱，又怀有着一种自赎的姿态。例如《空幻之屋》里温良的妻子格尔达，爱她丈夫爱到膜拜；例如《哑证人》里，为让她的宝贝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母亲，塔尼奥斯夫人；比如，《悬崖山庄奇案》的企图谋取表妹财产以拯救家业的尼克·巴克利小姐；或者像《迟来的报复》，不幸的女明星玛丽娜·格雷格，是被爱她的拉德先生安排无痛苦地进入睡乡，长眠不醒；《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詹姆斯医生写完他的犯罪自述，准备服安眠药了，他最后写道：“安眠药？这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公正的处罚”；再有，《古宅迷踪》，弗利亚特太太庇护儿子的谋杀计划，为了夺回失去的纳塞庄园，那儿子从来是个坏料，没什么可说的，母亲却依然是这个光荣的古老家族的女儿，面对前来控罪的波洛，她沉着地说：“谢谢你亲自到这里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现在你就要离去了吧？有些事情，一个人是不得不独自前去承担的……”虽然没有明示何种惩罚，至少是让弗利亚特太太保持了尊严。至于那些无辜受惊受磨难的人，阿加莎·克里斯蒂一定要给予补偿，这补偿基本是好婚姻和好出身，比如《云中奇案》中，纯真的格雷小姐，经由波洛撮合，与前途远大的考古学者让·杜邦开始了交往；《怪钟疑案》的希拉小姐，最终证明了她诞生于合法婚姻，父母都是可尊敬的国家政要部门人员，自己也与高层特工科林先生缔结良缘。这里确有一些偏见，但还有着对人生的现实态度，就像《简·爱》，简·爱最后得了一份小小的遗产，然后再去和罗契斯特相守，即便是两心相倾的爱情，还是需要有尽可能相等的条件，才可保证完美。显然，那时代的人不喜欢过分的偏离常规，什么都要恰如其分，总之，不能太离谱了。这在《H庄园里的一次午餐》中可以见得，H庄园的老仆人杰勒德的养女玛丽，深得女主人韦尔曼太太的照料，原来她是韦尔曼太太的私生女，波洛揣测道：“毫无疑问，她要适当地关照玛丽·杰勒德，可是不会把所有的家产全留给玛丽。她希望自己的私生女最好还是生活在上流社会圈子之外。”这种保守主义并不负责进行社会批判，但它诚实的表达，使这些故事都有了一种温文尔雅的态度。

二、波洛

在这一章节的开始部分，我要说明我所阅读以及在此使用的材料来源，就是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这是迄今为止收集最多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中文作品集，对照其中《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译者前言”中所统计，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写作有“八十多部长篇小说，一百多个短篇，十七部剧作”，那么，这里并非如标明的那样是“全集”，相信编译者自有删取的理由。但我还是必须承认我的阅读是有限的，所以，我的评析就只是在有限的范围中进行，忽略与偏颇在所难免。在这套作品集中，总共有长篇小说六十七部，中短篇小说集十一部，共计一百一十四篇，再有两部纪实散文，一是《情牵叙利亚》，一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其中，由波洛主持侦破的故事有三十二部长篇和四十个中短篇，几近一半，他当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男主角，我就我能了解的事实来对波洛作一个画像。

显然，波洛是在《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中首次亮相。其时，正是在战争中，他和他的比利时同胞，总共七人，在英国偏僻乡间斯泰尔斯避难，受到斯泰尔斯庄园的主人英格尔索普太太的照应。他的形象有点滑稽：小个子，却表情威严，圆圆的脑袋，时常向一边偏一点，上唇留着浓黑整齐的小胡子，衣着整洁得过头，“如果他衣服上有了一点灰尘，会比被子弹打伤更痛苦的”。这些基本的特征，在以后多次登场中，将不断地加强：他的小胡子渐渐向两边翘，皮鞋擦得锃亮，爱吃甜得发腻的食品……并且，很显然的，安居的优渥生活使他这些习性向奢华发展，他变成一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在英国人眼睛里，低地国家的民族无疑都是乡巴佬，像波洛这样事事讲究，最终亦不过是一个光鲜的乡巴佬。但是，这最初的可笑印象将在每一次事情的终局全盘扭转，他神奇地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事实总是证明他全对，于是，这个小矮人就变成了精灵。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里面，阿加莎·克里斯蒂说“波洛”这个人物来自于当时，也就是一次大战时期，她所居住的教区里的比利时难民。看起来，她对这些难民印象不怎么样，觉着他们疑心重重，又牢骚满腹，性格且孤僻，保守着古怪的生活方式。阿加莎·克里斯蒂就像是一时兴起，起用了“波洛”，没想到他会就此存在几十年。而在最初时候选定的特征，也一直沿用下来，并没有妨碍他行事动作，还为他派生出更多的细节。除了“精明，利落，干练”这一些笼统的个性外，我以为极重要的是——“总是在整理东西，喜欢什么东西都成双成对，方方正正”，这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发展成多么高的天分啊！

《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时候，波洛是在与黑斯廷斯上尉重逢中登场。黑斯廷斯上尉，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也是首次亮相，这一对显然来自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那一对，这已经成为经典搭配：一个精明的侦探配一个不那么精明的伙伴，由于他们的友谊，这一个伙伴有幸参与调查，出一些歪点子，以接受朋友的嘲弄和调教，顺带着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个旁观者是最令人羡慕的，他从头至尾都不错过热闹，领受着激动人心的场面，却不必负责解决疑难，交付答案，他其实就是我们读者的代表与化身。从黑斯廷斯上尉的口中，我们得知波洛来到英国之前，是“比利时警察局最有名的成员之一”，以“顺利地侦破了一些最离奇的案件而获得了名声”。当斯泰尔斯庄园的主人英格尔索普太太离奇地死亡之后，波洛又和前来调查的苏格兰场贾普侦探长相遇，这一对老熟人共同回忆往事：一九零四年，一起在布鲁塞尔侦破伪造文书的案件。于是，我们就对波洛的来历有了基本的了解。此时，波洛身上还留有着警察的习性，他带着一个“小公事包”，频繁活动，在现场遍地爬摸，“他像蚱蜢一样敏捷地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一口气找到六个疑点，看上去真有些像他后来讥诮为“猎犬”的警察做派。比如《高尔夫球场的疑云》里那个年轻狂妄的检察官吉罗先生，“四肢着地匍匐着”，找到一个香烟头和一根火柴。当然，他还是显出思维的不同之处，他说：“每件事都需要精确地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一点将越来越主要地成为他办案的方式。他的注意力将越来越在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结构，企图将分散的事物组织起来，这就需要更多地用脑子，而不是用动作。事实上，他后来会遇到一些年经月久的积案，那样，所有的实证都消失了，记忆也变得不可靠，他只有用自己的脑子——“小小的灰色细胞”，想啊，想！在《怪钟疑案》里，波洛甚至足不出户，单凭别人提供的条件，进行纯粹的推理。这时，他的仪表更为讲究，风格沉着，态度也有不多一点倨傲。而在《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里，波洛未脱警察形骸，也许，还多少因为寄人篱下，便显得格外的殷勤，行动未免有些琐碎。在《三幕悲剧》中，波洛略有名声，但在傲慢与偏见的英国绅士们，依然是不屑的，谈论起来，措辞相当不敬。在“鸦巢屋”，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的招待会上，清点来宾时，主人差点儿想不起还有这么一个客人，经人们提醒，他不由笑道：“这位先生似乎不是会受欢迎的人，这家伙是我所见过的最刚愎自用的人，鬼精灵。”他甚至骂他“矮鬼”，“当然，是个杰出的矮鬼”。最后，这“杰出的矮鬼”就成了查尔斯·卡特赖特的命中克星。波洛揭露出他将妻子藏匿在精神病院，好另娶新欢，然后谋杀多嘴的知情人，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对了波洛吐出了三个字：“天杀的！”轻蔑在极度的愤怒中化为灰烬。当波洛向爵士步步质疑的时候，叙述者用了这么一种描述：“赫尔克里·波洛，这个小资产者，仰面看着贵族”，这可视作是对波洛身份的鉴定。至此，波洛的来历大致可以清楚了。

然而，却还有两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让我看见波洛的影子，他们似乎是波洛的前身，或者说是变体。在此要说明的是，我的描述并不按照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作的顺序为依据，一是因为我无法得到这方面的资料；二也是我以为写作顺序不是唯一根据，因想象力是那样活跃生动，会有许多不期而然，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写作者的初衷，从结果上着眼。“全集”中有三本短篇集：《惊险的浪漫》《神秘的奎恩先生》《神秘的第三者》，前一部是关于一位帕克·派恩先生，后两部则是奎恩先生。帕克·派恩先生是由一则广告带上场，广告上写：“您快乐吗？如果答案是‘不’，那么请来里奇蒙街17号，让帕克·派恩先生为您解忧。”在形象上，帕克·派恩先生——“他是个大块头，但并不胖；他有一个大光头，一双小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闪烁着光芒”，这称不上什么特色，奇异的是他的态度，“只要看到帕克·派恩先生就让人觉得心里舒服了不少”。这看上去与波洛没有明显的相像，可是，谁知道呢？奔他而来的人，因怀揣着指望，预先已经有了好感，波洛原本不就是智慧而且善解人意的吗？帕克·派恩先生向他的一名雇主，威尔布拉厄姆少校解释他的业务说：“你看，我已经在一家政府机构整理了三十五年的各种数据。现在我退休了，我忽然为我所积累的经验想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用途”，政府机构与警察多少有一些联系吧！总之都是公务员。帕克·派恩先生的办事处里有一位女秘书，也和波洛后来的办事处里那位同名，叫莱蒙小姐。再有，千真万确，波洛的朋友，侦探小说家奥利弗太太也在这里出入，就住在帕克·派恩先生办事处的顶楼房间，她是“派恩先生工作队伍中的一员”。在这里，人们带来的难题五花八门，帕克·派恩先生的解决办法则是奇思异想——帕金顿太太的问题是丈夫有了外遇，帕克·派恩先生的对策是，帕金顿太太也来一段罗曼史；雷金纳德先生的妻子要离婚，帕克·派恩先生就让雷金纳德先生身边挤满热情的适婚女性；小公务员罗伯茨遗憾他一生无甚可供纪念，那么，给他一次惊险的旅程，正巧，伯宁顿先生的难题是，如何将一份机密的设计图送往日内瓦国际联盟；艾布纳·顿默夫人钱多到不幸福了，怎么办？那么，劫她到一贫如洗的农舍，过简朴生活……其中也有谋杀案，比如说，《尼罗河凶案》，也是在尼罗河上的旅行，也是富有的太太，遭丈夫暗算，也是受屈抑的丈夫，不妨将它看作后来辉煌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雏形。

这是帕克·派恩先生，还有一位哈利·奎恩先生。在《神秘的第三者》的一则短篇《五彩茶具》里，为“哈利·奎恩”这名字作了一条注——“原文HARLEQUIN，意为意大利、英国等喜剧或哑剧中剃光头、戴面具、身穿杂色衣服、手持木剑的诙谐角色、喜剧角色”。在《五彩茶具》里，奎恩先生在五彩咖啡馆出场，咖啡馆的窗户是带着教堂气息的彩色玻璃窗，太阳投射进来，就给奎恩先生披上了一件花色外衣，就像方才说的那种喜剧人物。这就是奎恩先生每一次出场的背景，他的背后总是彩色玻璃，造成的效果是——“他看上去穿得五颜六色”；有时候，“火光在他脸上投下一道阴影，给人一种面具的感觉”。当他从这幻象中走出，显现出真身，你便看见一个又细又高、皮肤黝黑的男人。他总是突然出现，好像从天而降，而他一旦来到，就会发生奇异的事变，绝大多数与犯罪有关，这一点令人想到波洛。似乎是，波洛在哪里，哪里就会有犯罪，他总是和犯罪不期而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论我上哪儿，总会有什么事情令我联想到犯罪”（《死亡约会》），简直心想事成，果然就有犯罪发生。奎恩先生的解释更神秘，《神秘的奎恩先生》里面，他对萨特思韦特先生说：“我必须提醒你当心丑角戏。虽然如今它已经绝迹了——但是仍值得注意，我向你保证。它的象征意义不太容易理解——但是永恒的永远是永恒的”——他们都有些像先知，奎恩先生是古老的面目，波洛则是现代人。萨特思韦特先生，又是一个神秘人物，奎恩先生所降临的地方，一定是萨特思韦特先生在场。萨特思韦特先生是个六十二岁的干瘪老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直坐在剧场正厅的前排，看着一出出不同的人间戏剧在他面前上演。他一直是旁观者的角色。”他对观看有天生的禀赋，他本能地知道每出戏中每个情节即将发生的时间，就在他的本能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刻，他与奎恩先生邂逅了——那就是发生在《神秘的奎恩先生》的第一章“奎恩先生的到来”，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新年晚会，来宾多是有爵位的贵族，品级很高，可是萨特思韦特先生却感到不安，他明显感到有一种阴沉的空气渐渐弥漫在这所华丽的宅邸，然后暴风雨起来，于是，汽车抛锚的过路人，奎恩先生走进客厅。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多年前的一桩自杀案——就是这自杀案压抑了晚会的气氛——在奎恩先生的提示下，一步一步揭开帷幕，演绎了真相。萨特思韦特先生意识到：“是奎恩先生策划这出戏——给演员们提示他们该何时出场。他在这出神秘剧的核心位置牵着线，指挥着木偶们活动。”这就是奎恩先生提醒萨特思韦特先生注意的永恒的“丑角戏”，而他是那穿着彩衣的领衔角色。之后，他们两位就打上了交道。事情总是这样，当萨特思韦特先生感觉不安的时候，奎恩先生来到。他并不告诉萨特思韦特先生什么，但是，“他有能力从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人的角度把你一直都知道的东西展示给你。”比如说，《空中的手势》，巴纳比夫人被枪杀，法庭判年轻的马丁·怀尔德有罪，萨特思韦特先生又感到不安了，奎恩先生建议他去加拿大旅行，顺便找一下案发后不久便去了那里的女仆露易莎·布拉德。萨特思韦特先生与露易莎·布拉德谈了一席话，什么收获也没有，可是奎恩先生却让他留意露易莎说到枪响时候的一句话——“正好有一列火车经过，它喷出的白烟在空中升起，形成一只巨手”——这说明了开枪的确切时间，死者的丈夫，巴纳比先生不在现场证明由此变得不可靠了。就是这样，奎恩先生又好像是灵感，他一降临，萨特思韦特先生的思想立刻焕发光芒。在他们第五次相遇时，奎恩先生说他的朋友有了变化——“那时你满足于旁观生活摆在你面前的戏剧。现在——你想参加——去表演。”萨特思韦特先生开始介入生活，或者说走进生活，与奎恩先生搭档扮演角色，扮演的是谁？会不会就是波洛！

萨特思韦特先生曾经在《三幕悲剧》与波洛同台演出。小说开始，便是——“萨特思韦特先生坐在‘鸦巢屋’的露台上，看着屋主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从海边爬上小路。”这情景不知怎么有些苍凉，他依然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并且是俯视的位置。他的形象没变，还是个干瘦驼背的小个子男人，不过，身份却比较具体了——“他是一位美术和戏剧的赞助人”。和《神秘的奎恩先生》时期一样，对人，具体来说，就是当晚聚会的来宾，怀有兴趣，暗自细细地打量。然而，风波兴起的时刻，在场的却不是奎恩先生，而是波洛。萨特思韦特先生依然是思考的角色，他看见很多，听见很多，也想了很多，甚至，波洛向他指出：“你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可他茫然无所知，结果是波洛破了案。萨特思韦特先生有一种空想家的抑郁表情，这给整个叙述染上忧伤的格调。我是挺喜欢他，觉着他有些像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多余的人”，勤于思想，惰于行动，对人世怀着悲悯的心情，略微消除了些维多利亚式的保守风尚，而增添了浪漫空气。可是，萨特思韦特先生在波洛的故事里，惊鸿一瞥，很快退场了。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奎恩先生与萨特思韦特先生终于合二为一，功成身退。

好比希腊诸神有谱系，我也想给予大力神同名的赫尔克里·波洛排一个族谱，但作为一个异乡人，他的亲缘已不可考，余下的只是社会关系。我想，第一位应当是前面提到过的黑斯廷斯上尉。在波洛主持的案件中，有七件大案，二十二件小案，黑斯廷斯上尉伴随左右，并且担任记叙。前面已经说过，是黑斯廷斯上尉将波洛带上场，就在《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中，还是在斯泰尔斯这地方，黑斯廷斯上尉送走波洛——“这里，是他头一次到这个国家来的时候居住的地点。最后，他要在这里安息了。”（《帷幕》）就这样，我们甚至比认识波洛更早就认识他，当波洛消失了，他还在视线里伫留了一歇，他是波洛在这个国家里最忠诚的朋友。在《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里，黑斯廷斯上尉刚从前线负伤回来，在短篇小说《舞会谜案》中，对负伤地点有更详细的说明，“索姆河战役受伤”。伤势痊愈之后，得到一个月的休假，应老朋友邀请，到他的父亲，如今则是他继母的庄园里住一阵子。老朋友的继母英格尔索普太太，就是后来发生谋杀案中的被害人。在这个小镇的邮局里，黑斯廷斯上尉和波洛迎头撞上，两人不由欣喜若狂。后来，曾经有一度，退役的黑斯廷斯上尉和波洛，在伦敦合租一套公寓，一同起居，因此而参与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案件。

黑斯廷斯上尉是个老派的英国绅士，和比利时侦探波洛在一起，他常常会感到害羞，忍不住要抱怨：“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显眼，特别是你——波洛，简直完全像个外国人。”要知道，在英国人看来，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要不得的，尽管波洛向他说明：“我的衣服可是英国裁缝做的”，也无济于事。波洛对甜食的嗜好，花里胡哨的睡衣，夸张的小胡子，都让他神经受刺激。而波洛的某些动作，则直接向他的行为道德观念提出挑战：说谎，偷听，甚至对犯罪嫌疑人讹诈——因波洛常常是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破案，要让嫌疑人服罪就不得不设计一点花招，比如虚构一个指纹，这就使得黑斯廷斯上尉大惊失色。但在他矜持的绅士风度底下，其实有一颗赤子之心。《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波洛曾对詹姆斯·谢泼德医生描绘此时远在阿根廷的黑斯廷斯上尉：“他有时愚笨得让人害怕，但他对我非常亲热。你可知道，我甚至想念他那笨拙的举动，天真的言语，诚实的表情。”也正是这样纯真的天性，使得这个规矩的英国人，能够克服偏见，受比利时人波洛的吸引。在斯泰尔斯，他同朋友们讨论退役以后的打算，他说他希望做一名侦探，因为在比利时他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是个神奇的、小个子的人，总爱说侦探工作纯粹是个方法问题。我的思想体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当然，我把他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他这大话可不敢在波洛面前说，不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嘲讽，甚至有时候，波洛开始恭维他了，他也是准备好了接受打击。《人性记录》里面，波洛热情地表达着他对黑斯廷斯上尉的依赖之心，他的诚恳态度迷惑了向有自知之明的黑斯廷斯上尉，他无限感动地聆听着，波洛的话却离期望越来越远。波洛的原话是这样的——“当罪犯着手犯罪的时候，他的第一步就是欺骗。他要打算欺骗谁呢？在他心目中，他要找的对象就是正常人。……我可以把你当成一面镜子，在你的心里可以确切反映出那个罪犯想要我相信什么。这非常有用，非常有参考价值。”这当然令黑斯廷斯上尉扫兴，他回到了原先自谦的认识上，难免负气地想：“我的真正用途是陪着他，好让他有炫耀对象。”有关黑斯廷斯上尉的这种“天分”，波洛在《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也对詹姆斯·谢泼德医生说过：“他有一种诀窍，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事实真相——当然，他本人都没注意到。有时候他会讲一些非常愚蠢的话，透过这些愚蠢的话我能够弄清真相！”应当承认，波洛的话里不尽是讥诮，确是有几分诚意。黑斯廷斯上尉，他是如此纯正，纯正到和所有的邪恶不相谐，因此而能够提供给波洛反证。

黑斯廷斯上尉的温情也总是驱使他走出英国绅士的藩篱，面向不同社会阶层的姑娘。《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时候，他爱上了辛西娅·默多克小姐，这个寄居在庄园里的护士姑娘，他喜欢她头发的颜色、皮肤的颜色，她的青春活力，她的亲切，事实上，更是对她的孤独无依靠的怜惜。他勇敢地握住她的小手，说：“跟我结婚吧，辛西娅。”得到的回答大出他的意料，是“别傻了”！他的多情难免也会遮住眼睛，看不清事实。《西方之星历险记》里，他看见窗外街道上走着一个美丽的女士，身后有三男一女盯梢，眼看她陷入危境，万般紧急，波洛及时赶到，告诉道：“那是玛丽·马维尔小姐，著名的电影明星，她身后跟着的是一帮认识她的崇拜者。”《高尔夫球场的疑云》中，他与波洛赶往事发地点，途中经过一所小破房子，门口站着一位妙龄女郎，有着天仙般的容貌和体态，这就有一点“灰姑娘”的情调了，他不由惊呼起来，说看见了一个女神。波洛的回答是：“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个带着焦急眼光的女郎。”结果当然是波洛对，“女神”胸怀杀机。不过作为命运的补偿，在这里，黑斯廷斯上尉和一位真正的灰姑娘，结为秦晋之好，那就是贝拉·杜维恩小姐，一个大篷车剧团的演员，表演歌舞杂耍，艺名为“杜尔西贝拉娃娃”。这可是离谱离得有些远了，可并不妨碍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有了成群的儿女，一个男孩在海军服役，还有一个在阿根廷经营农场，女儿格雷丝嫁给了一个军人，驻守在印度。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朱迪思，取得理科学士的学位，担任一位从事热带病研究的博士的秘书，与他一起走进最后的故事——《帷幕》。此时，妻子，当年的“杜尔西贝拉娃娃”，已经独自去了天国，留下孤寂的他。时光流逝，斯泰尔斯变多了，他也老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前途在望，而是，一切都在过去。他只能牢牢抓住手边的一点东西，就是朱迪思。为了朱迪思，他险些也成了杀人犯，幸好波洛拯救了他。波洛，他的老朋友，尽他最后的智慧，回报了黑斯廷斯的忠诚。

波洛社会关系排行榜上的第二名，我以为是侦探小说家阿里亚登·奥利弗太太。奥利弗太太是个名人，属于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人认出她，请她签名的那种人物。没见过她，觉得很神秘；一旦走近，则被她吸引。比如《牌中牌》里，她的膜拜者罗达小姐来到她的工作室，看见四壁都贴着热带景色的壁纸，旧餐桌上放一架打字机，遍地打字纸，奥利弗夫人呢？头发乱蓬蓬——她总是精心地将头发更换新奇的颜色和款式，却又总是忘记，将头发抓乱。她身边永远放着满满一袋苹果，也是要被她忘记，而滚得遍地都是。最令罗达惊奇的是，奥利弗夫人满不在意地向她透露探案小说的写作内幕——“你看见啦，我正在工作，但是我的芬兰侦探把自己给搅糊涂了。喏，他靠一盘法国蚕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但是我突然想起，迷迦勒节时法国蚕豆已经过季节了。”然后，罗达还与奥利弗太太共进午茶，不加糖也不加牛奶的浓咖啡和滚烫的烤面包，是比波洛经典的口味，也是女性的口味，理解食物的本质。她认识波洛有年头了，前边说过，她曾经出现在帕克·派恩先生的办公楼里，我怀疑那就是和波洛相识的开始，那时，她和帕克·派恩先生是同一支“工作队伍”的。到了《旧罪的阴影》，波洛则很保留地承认——“他们一起分享过许多体验和试验”，这也是对工作搭档的一种解释吧。波洛挺器重她，甚至，可说有一点倚赖。他倚赖的不是像黑斯廷斯上尉那样的“正常人”的镜子作用，而是，女性的直觉。虽然，奥利弗太太极力想用她的想象力协助波洛，可在波洛看来，她的过于活跃的想象力总是偏离事实越来越远——“她的想法是她用脑子想出来的，至于事实就不好说了”，波洛谨慎地说道。奥利弗太太面对谋杀案，常常按捺不住要行动，可在波洛看来，这只会使她陷入险境，而于事无补。波洛要的，就是“直觉”，一种处于朦胧状态的直觉。这种直觉，很奇怪地，经不起推敲，一旦推敲，立即就偏离真相。比如《牌中牌》，奥利弗太太一上来认定凶手是罗伯茨医生，在波洛与巴特尔警监的讨论分析之后，她又毅然放弃意见，出尔反尔道：“我从来不认为是他，从来不认为。他太明显了。”可是，事情到最后，还是罗伯茨医生。这直觉如此游移不定，等到真正的凶案发生在了身边，它却浑然不觉。《清洁女工之死》里，当罗宾杀害他的所谓养母厄普沃德太太的时候，奥利弗太太就坐在门外的汽车里——“竟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面对一位女性，波洛当然不能言重，他只是低声嘟囔一句：“你那女人的直觉那天放假休息了吧……”然而，这直觉处在原始状态的时候，却有着惊人的预测力。比如《牌中牌》里，牌局开始之前，奥利弗太太忽然说道：“有天使正经过我们的头顶。我的双脚没有交叉——一定是个黑天使！”果然，谢塔纳先生在牌桌边被刺死。《公寓女郎》中，当她走入一片巷道像蛛网似的错综交织的街区，忽然生出一股惊恐，觉得自己就好像走入了丛林，灌木里藏着窥视的眼睛，又果然，头上挨了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古宅迷踪》里，她在游园会上策划妥了“杀人游戏”之后，却感到“这里边有些不对劲儿”，立即召来波洛，果然，扮演死尸的少女死了——尊重现实的波洛有时候也得承认，“尽管她头脑糊涂……她却时时能突然悟到事情的真谛。”

除去黑斯廷斯上尉和奥利弗太太这两个老熟人之外，余下的，波洛的社会关系，就都是警察行当里的人了。伦敦苏格兰场的总警督贾普先生、巴特尔警监，地方上的斯彭斯警监、莫顿警督、拉格伦警督……虽是公务关系，可后来也有了交情。还有一个人必须提一下，就是波洛事务所的秘书，莱蒙小姐，一个头脑冷静的老处女，也是一个档案学家，致力于创造一项新档案系统，以她的名字申请专利，在电脑尚未发明的时代，这带有着编程的性质。在她的眼睛里，任何奇峻的案件，都只是一份档案，重要的是要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以便查询比照。也只有这样性格的人，才能面对这么多犯罪而处之泰然。可即便是莱蒙小姐，不也失态过一次吗？她的姐姐——莱蒙小姐有姐姐使波洛吃惊不小，她似乎是专为工作而生，没有个人的生活，其实呢，她当然可以有姐姐——她的姐姐，哈伯德太太在一家国际学生宿舍做管理员，那里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波洛让莱蒙小姐请来姐姐哈伯德太太，在事务所一起喝下午茶，于是，波洛又得手一单生意——《外国学生宿舍谋杀案》。

再次来到斯泰尔斯，回想那辉煌的往昔，真是不胜凄凉。此时，波洛老，而且病，他神情诡异地告诉黑斯廷斯上尉，他来此地是为“追寻一个谋杀犯”。然后他取出一堆剪报材料，总共是五件性质不同的杀人案，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阶级，出于不同动机——波洛则推论出这样一个结果，这五件，甚至更多的杀人案，都由一个人所为，暂且称他为X——这个X并没有动机，抑或都不在现场，可是每每得手。多么古怪啊！黑斯廷斯都有些认不出老朋友了，可是黑斯廷斯自己不也是有些异样吗？他心情焦虑，老是和女儿朱迪思吵嘴，周围的事物都让他生厌：病病歪歪的富兰克林太太，只顾工作的富兰克林先生，阿勒顿少校如此轻浮，勒特雷尔太太却迷上了他，有一次，他看见朱迪思居然在和阿勒顿上校接吻，他便计划去谋杀……此情此景令人伤感，事情都处在无法控制的状态，而波洛他，似乎也靠不住了，他追寻的X在哪里呢？听起来多么悬啊。这个X，类似某种触酶的物质，他激发潜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犯罪因素，以消除免疫力的方式。所以，有时候，一个好人，比如像黑斯廷斯这样天性仁厚的人，也会动杀心。可波洛永远不会输，他终于找到，并且亲手处决了他，然后，他又亲手处决了自己——“我宁愿将自己交到上帝的手中。他或许会惩罚，或许会宽恕，愿它快一点来吧！”他在留给黑斯廷斯的遗言中写道，这是他手下许多气质高贵的杀人犯的结局。

这部小说的名字为《帷幕》，我以为其实应当是——谢幕。

三、马普尔小姐

我觉得，马普尔小姐有些像简·奥斯丁呢！她们的名字都叫“简”。也是出身宗教家庭；也是生活在乡下，社交圈就是邻里坊间的人家；也是终身未婚嫁；都以观察人作乐趣，而且，同样都有锐利的眼光。甚至于，她俩说出的话也有点儿像。《傲慢与偏见》里面，达西说：“在乡下，你四周围的环境非常闭塞，很少变化。”伊丽莎白的回答是：“可是人本身变化那么多，你永远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新的东西。”马普尔小姐则是这样说：“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平静小镇里的罪恶》）她们都不嫌闷，挺满意她们所能见识到的世面。作为简·奥斯丁的晚辈，又活得更长久——在年轻人眼睛里，已经有一百岁的马普尔小姐，还有时间看到变化更巨的时代，并且作出更深刻的见解——“人们穿着不同了，声音不同了，但是人类还是同他们以前一样。还有，尽管用词有点儿变化，但话题还是没变。”（《迟到的报复》）就是在这封闭的环境里，传统才可能保持下来，所以，马普尔小姐几乎就是直接从维多利亚时代走出来的。她家教很严，从少女时代就有人教她使用背部垫板，所以到老她的坐姿都是笔直的。家中曾为她和姐姐，请过一名操行良好的德国女教师，然后，她又去往佛罗伦萨的女子寄宿学校受早期教育。她的母亲和外祖母告诫她：“为人处事要持理智，一个真正的淑女应该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她曾经也是个心浮气躁的小姑娘，有一次，差点儿误入歧途，怎么说呢？一句话，一个和她“极不相称”的年轻人，是她的母亲坚决地阻止了这桩荒唐事。马普尔小姐非常感激母亲，虽然婚姻的机会不多，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样，女孩如何将自己嫁出去，是简·奥斯丁写作的主要题目。那么不结婚好了，维多利亚时代这也挺成风气，那时代的老处女似乎没什么坏毛病。事实上，马普尔小姐生活得不错。她头发雪雪白，脸颊粉粉红，蓝色的眼睛很清澈，脖子上裹着一至两条毛茸茸的羊毛围巾，提着一个花色网篮，里面装着毛线活儿，坐下来，雪白的活计就铺开在膝上。她对棉织品有特殊的喜爱，亚麻布，玻璃纱布，绣花和线钩的床单、茶巾。所以，给人印象，她就处在一个色泽秀丽质地柔软的布艺世界。她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然后开始观察人，这是她的一种独特的消遣。《寓所谜案》里，她说过：“像我这样，孤零零地生活在世界的荒僻的一角，一个人得有点癖好！”这点癖好，在侦破凶杀案上很派用场。一桩谋杀案里，集合了多少人性的戏剧啊！马普尔小姐也承认：“没有人会对谋杀不感兴趣。”《寓所谜案》中，克莱蒙特牧师以讥诮的口吻说：“在英格兰，任何侦探也比不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有很多闲暇的刁妇。”但是，这决不能就此认为马普尔小姐喜欢谋杀案，正好相反，她很厌恶。她天性不能容忍残忍，看到小孩子蹂躏一只小猫，她气愤极了，将那小孩子都吓怕了，肯定他以后再不会忘记。《黑麦奇案》中，当她从晨报上看见“紫杉小屋三重命案”新闻，立刻动身辗转来到事发现场。她如此关心这场命案，不止是其中一名受害人曾经是她的小女佣，还因为杀人犯很下流，他将一只晾衣夹夹在姑娘的鼻子上——马普尔小姐气红了脸，她对警察说：“你知道，侮辱人的尊严是十分恶毒的——尤其是人已经被他杀了。”

马普尔小姐居住的村子，名叫圣玛丽米德，倘若是在简·奥斯丁的时代，应当算是偏僻乡村了。可到了马普尔小姐的晚年，铁路像蛛网般铺开，将无数个莫名的小村庄连接起来，生活变得开放了。在《命案目睹记》里，麦吉利卡迪太太去看望马普尔小姐，乘坐下午四点五十分的火车，从伦敦出发；三分钟之后，麦吉利卡迪太太睡着，一个盹打掉三十五分钟；然后就看见并列而行的车厢内，一个男人正扼住一个女人的喉咙，她去向检票员报告，检票员应付她说：“七分钟后”列车到达布拉克汉普顿，他会向上汇报。如此累计，再加上事情衔接处的时间，大约是在一小时左右。接下来，是九英里长的乡间公路，一般可乘载出租车。最早的时候圣玛丽米德的出租车业务由一位英奇先生承担，他只有一辆汽车，也够用了。老英奇死后，儿子小英奇继承家业，此时已有了两辆旧汽车和一间停车房。小英奇死后，生意又易了主，名字也换了，叫“皮普”，再后来叫“詹姆斯”，“阿瑟”。可是人们，主要指老住户们，还是叫“英奇”。等“英奇”驶过这一段村路，圣玛丽米德就到了。在《黑麦奇案》里，马普尔小姐去往伦敦近郊贝敦希思的紫杉小屋，则是乘早班火车从圣玛丽米德出发，然后途中转一次车，再往伦敦。看起来，圣玛丽米德也通上了火车，虽然不能直达伦敦，但中转一次，就到了。所以，圣玛丽米德和伦敦，不是贴近，可也绝不遥远。这种距离，其实挺好，又清静，又可随时找热闹，对手头拮据的人也蛮合适——比如《伯特伦旅馆之谜》里面，马普尔小姐在旅馆大堂遇见的赛利纳夫人，就在她刚死了丈夫的日子里，租圣玛丽米德一栋小房子，住过一段。再有，心灵受过创伤的人，也会喜欢它和尘世若即若离的关系，一边躲避，一边伺机待发，那就是《迟来的报复》里边，电影明星玛丽娜·格雷格，她也入住圣玛丽米德，她丈夫贾森·拉德的想法很客观——“他想，玛丽娜可能至少在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不会讨厌它。”有趣的是，这地方特别受电影界青睐，《藏书室女尸之谜》里面，英国“新时代电影制作中心的总部莱姆维尔电影制片厂”排名第十五位的美工巴兹尔·布莱克也在此买房，结果当然卷进了谋杀案——以此可见，房地产开发商进入圣玛丽米德，新住宅区建设起来了。

在圣玛丽米德周围，还有着或大或小的村镇，比如，齐平克里霍恩。这是个比圣玛丽米德略大的村子，它有着自己的一份报纸，“齐平克里霍恩消息报”，“谋杀启事”就是刊登在“消息报”上，传播开来的。这里风景美丽，就发展出一点小小的旅游业。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农庄，后来却萧条了，于是——“原先由农业工人居住的小木屋经过了改造，现在住着上了年纪的老处女和退休夫妇”。看起来它很幽静，有一点赋闲的意思，似乎不像圣玛丽米德拥有着更活跃的现代生活，可是它照样也发生着谋杀案——《谋杀启事》。还曾经有一个神秘的过路人，躺在它教堂的祭坛上死去了（《避难之所》）——它的教堂比圣玛丽米德辉煌，有着蓝色和红色的彩色玻璃，是维多利亚一位富人捐赠的，这说明它曾经是个富裕的村镇。这是齐平克里霍恩，再有利姆斯多克，一个历史久远的小镇。十一世纪诺曼征服时期就因宗教缘故而为重镇，利姆斯多克修道院在数百年内成为当地的一大势力；十六世纪，亨利八世和教皇决裂，封闭了所有的修道院，没收地产，于是——“一座城堡成为镇中心”，表明宗教的位置被军政所代替；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地理位置的偏离，被现代发展抛弃到时代后面，成为落伍者，可却保持了农业社会的安宁。每周一次集市；每年两次赛马会，参赛的马都是无名之辈；镇上有一条街道，一名医生，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然，还有一座教堂，一所新学校，两家小酒馆。这就是《平静小镇里的罪恶》的发生地，大约可称得上英国的腹地吧！

圣玛丽米德不如利姆斯多克历史显赫，也不如齐平克里霍恩地盘大，它是个真正的小地方，人口有限，男女婚配便也不够自给自足。《黑麦奇案》中，那个被杀的小女佣，格拉迪斯，原先在马普尔小姐家打杂，后来跳槽走了，就因为想找男朋友，而圣玛丽米德，用马普尔小姐的话，“竞争非常激烈”。《“蓝色特快”上的秘密》里的凯瑟琳，忠心为哈菲尔德女士服务整十年，得到一大笔遗产，当她离开时，有位夫人问她多大年龄，回答是“三十三岁”，老夫人说：“还不成问题，可是总有点……”意思还是在婚姻，总之，走出圣玛丽米德多少被视作走向真正的生活。年轻人，比如马普尔小姐的侄儿雷蒙德·韦斯特的说法是：“我认为圣玛丽米德，是死水一潭。”马普尔小姐温和地辩解道：“无论如何，各处的生命都是大体相同的，你知道，出生、长大，与其他人接触、竞争，然后是结婚生子……”当她来到“黑麦奇案”的现场，与那里的人谈起圣玛丽米德，这样说道：“那个村子相当漂亮。住在里面的有好人，也有非常讨厌的人。那个地方同别的村子一样，也发生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个村子使我想起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里面的赫德莱堡。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居民，多是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清教徒，有一些村庄，活脱是从英国腹地的村镇翻版下来。这个赫德莱堡也有着虔诚的宗教生活，和圣玛丽米德一样，有一名牧师柏杰士先生；金融组织的网络布及这里，就有了银行家；有一份地方性报纸，记载着本地新闻；也有自己的上层社会集团，所谓“十九位主要的公民”。圣玛丽米德也一样，虽然没有明确的提法，事实上，牧师、爵士、医生、退休军官，形成了村子里最有发言权的阶层，左右着村子里的日常事务。所以，它们也有着自己的政治。它们同样都是宁静，淳朴，知足，守规矩的。然而，有一日，赫德莱堡遇上一个居心不良的人，他用一大袋金币诱惑了村民们，使赫德莱堡丧失了体面。在英国本土的圣玛丽米德，人性的弱点表现得比较含蓄，不像在新大陆那样露骨，它又没有遭遇那么一个道德陷阱，所以，还不至于发生人性大爆炸事件。但它的人性资料，也已经够马普尔小姐参照使用的了。马普尔小姐破案，是通过联想的方式，就是说，“她能够把发生在乡下的小事和更重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而使后者得以解决。”这个“乡下”，就是圣玛丽米德。比如《谋杀启事》中，那个“谋杀者”的扮演者——皇家游乐饭店的瑞士籍接待员鲁迪·谢尔兹，使马普尔小姐想起鱼店的伙计弗雷德·泰勒，他喜欢占些小便宜，当你向他指出时，他道歉的态度十分诚恳。比如《命案目睹记》，命案中的女尸藏匿处，拉瑟福德庄园的继承人之一，哈罗德先生像银行经理伊德先生，“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但未免有点太爱财了——也是那种会千方百计避免丑闻张扬出去的人”；另一位继承人艾尔弗雷德像的是修车厂的詹金斯——“他并不偷走工具——但他会拿坏的或者质量低劣的千斤顶偷偷换成好的”。比如，《庄园谜案》，最后破案取决于对埃德加·劳森这个人物的识别，是他忠诚地为凶手提供关键几分钟的不在场证明，马普尔小姐穿过迷雾，终于——“我现在想起来他像哪个人了”！她想起的是一对牙医父子，父亲又老又衰，人们便去找儿子看牙，老人从此变得消沉，儿子为将病人让给父亲，佯装酗酒，可是，“他用的威士忌太多了——往衣服上洒酒”。再比如，《加勒比海之谜》中，马普尔小姐在遥远的度假海滨一时陷入困惑，“她始终没能找到她过去通常能轻而易举就发现的东西，这些人与她原先所认识的人的相似之处”，可是，很快，揭开异国风情和鲜艳服饰的表面，她又认出了她的旧相识——“比如说格列高里？他很难判断，美国人。也许有点像乔治·特罗洛普爵士，总是在国际会议上连接不断地讲笑话。或者也许更像卖肉的莫德克先生……”她很快将眼前的人和圣玛丽米德的村民一一对上了号，于是，扑朔迷离的情景变得清晰可辨了。照这样看，圣玛丽米德这个小村子，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

像马普尔小姐这样，生活在乡间的人，其实是正宗的英国人。他们驻守在内陆，保持和延续了纯正的血统，他们的家族源远流长，向上几代都有案可查。《死亡草》里，这样描写马普尔小姐的住宅——“这房子已经有些年头了，屋顶的房梁已经变黑。房间里陈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家具，做工考究”。马普尔小姐呢？“她直直地坐在壁炉边祖父留下来的那把椅子上”。在她家里，保留着一些祖上留下的旧家什，“查尔斯王子的酒杯”，“伍斯特时代的茶具”什么的，当她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就需要将这些古董存放到银行去保管。前边提到过，马普尔小姐受到过外祖母的管教，母亲对她的生活也作出了严厉的指点。她的一名叔叔，名叫托马斯，在伊利做教士。在马普尔小姐十四岁的时候，叔叔和婶婶一同带她旅游伦敦，那是她第一次去伦敦吧，就住在后来发生重案的“伯特伦旅馆”。当时一起逛伦敦的，还有一个亲戚，海伦姨妈，她最热衷逛军人消费合作社——我猜想，“军人消费合作社”是那年头的SHOPPINGMALL，是军人及他们的眷属享用的特权，为报酬他们效忠国家，在物质匮乏的战争时期，也保证供应。海伦姨妈在此大买特买，圣诞节，甚至更遥远的复活节的用品，也都买齐了，然后到五楼吃午餐，再乘四轮车看演出。由此见得，马普尔小姐的长辈里，有人在军中服役。在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军人是一种尊贵的职业。所以，可判定马普尔小姐出身于一个好人家。马普尔小姐当然有兄弟姐妹，前面说过她和姐姐跟着一位德国女教师受教育，而且她有侄儿侄女侄孙。她的侄儿叫雷蒙德·韦斯特，是个作家，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当他指责现实——年轻人总是目中无人，批评圣玛丽米德“一潭死水”的也是他，马普尔小姐温和地说道：“你的书很精彩，但你真的认为，人人都像你书中塑造的人物那样郁郁寡欢吗？”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于现代派作品中，活动在梦魇里似的面目晦涩的人物，所能给出的最客气解释，大约只能是“郁郁寡欢”。圣玛丽米德的牧师所注意到的现代派特征则是——“诗歌中没有大写字母”，顺便地，他也提到了“过着枯燥乏味生活的郁郁不乐的人们”。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雷蒙德也对包括“简姑姑”在内的上辈人不以为然，觉着他们的生活没有价值。对此，马普尔小姐并不急于反驳，但是她总能在恰当的时机，给他一个有力的还击。《死亡草》中，“简姑姑”的客厅里，举行“星期二晚间俱乐部”活动，大家轮流讲一个案件，总是简姑姑的答案合乎事实。当雷蒙德讲述他的谜案——他的朋友，专事打捞沉船的纽曼，忽然在一个夜晚被绑架，与此同时，沉船上的金条被劫走了——简姑姑说：“好吧，亲爱的雷蒙德，我实在觉得你应该仔细挑选你的朋友。你太轻信，太容易上当受骗了。我想作家都这样，想象力太丰富了。如果你们有我这把年纪，有那么多生活经历的话，一听到这类有关西班牙沉船的故事，一个几星期前刚认识的人，马上就会警惕起来。”这真的很痛快！马普尔小姐欣赏青春，但并不为自己的年迈自卑，她很满意自己的年岁换来的经验，所以她在年轻人面前一点不畏缩。她了解他们知道的其实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多，他们看不清自己，而她却能够。《复仇女神》中，她终于完成拉弗尔先生的临终嘱托，为他不争气的小儿子恢复了名誉，当然，他有太多的弱点，她将他爱过的死去的女孩的照片递给他，他的表情一扫尖刻，变得柔和。这一老一小静默着，如小说中写——“老太婆和小伙子”，这一刻相当动人，有一种几乎是心心相印的同情从中升起，马普尔小姐客观地说：“我知道他不能拯救他自己，除非……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将会遇到一个真正善良的姑娘。”“简姑姑”不是先知，只是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包括雷蒙德向乔伊斯求婚。“简姑姑”是以隐喻的方式说出这个秘密——“茉莉花丛旁，那儿正是送奶人向安妮求婚的地方”，这样，马普尔小姐就又有了一个侄媳妇，画家乔伊斯。乔伊斯有着艺术家的敏感气质，她生活在真实和想象之间，她所目睹的杀人案就带着这样虚实莫辨的色彩。也是在“星期二晚间俱乐部”上的讲述，名字叫作《行道上的血迹》，说的是康沃尔郡的一个海边小城，这地方地势陡峭，街道便在斜坡上蜿蜒交错。这一日的寂静午后，她坐在小旅馆门前的游廊下写生，忽然间，她发现——“在阳光斜照下的波哈维思纹章店前的白色行道上，我画上了血迹！”这一对很有孝心，提供马普尔小姐去加勒比海旅游的就是他们，结果遇上了《加勒比海之谜》，而后拖带出陈年旧案——《复仇女神》；提供去伦敦的也是他们，于是又遇上了《伯特伦旅馆之谜》；有一次，他们引“简姑姑”认识了他们的朋友格温达，牵进的案子是《神秘的别墅》。这么说来，马普尔小姐也有些像波洛，她在场，就会有犯罪，这就像一种特异功能，能够使隐匿罪行显现出来。

在侄辈中，马普尔小姐有一个侄女儿，名叫美布尔，她不像雷蒙德那么令人骄傲，是在一起谋杀案中带出场的，这桩案件名为《圣彼德的拇指印》。缠进这样的事情终是愚蠢的，说起来也不光彩，可马普尔小姐那么怜惜她，完全不计较她给大家带来的难堪，替她洗刷了嫌疑。在一个大家庭里，应当允许存在各种各样智能的成员。马普尔小姐还有一个侄孙，名叫戴维·韦斯特，对火车时刻表很精通。我想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男孩子，在《ABC谋杀案》中，波洛分析案情时提及“铁路迷”这类人，指出“男孩子要比女孩子更喜欢铁路”。所以，这个戴维·韦斯特一定是个小“铁路迷”。《命案目睹记》里面，为了查证麦吉利卡迪太太与其并行的那次列车，马普尔小姐特地写信向戴维请教，戴维则很卖力地提供了姑婆需要的资料，使马普尔小姐得以开展调查。以此看来，马普尔小姐的家庭生活是很温暖的。

在圣玛丽米德村，与马普尔小姐紧邻的是牧师寓所。穿过起居室的落地长窗，走过花园，一出门，就拐进了牧师家的花园。牧师克莱蒙特先生，是一位勤勉的教职人员，在圣玛丽米德这样的英国乡间，宗教事务可包括一切日常庶务。在虔信的村民们眼中，哪一件事情不需要上帝的指点呢？只要例举克莱蒙特牧师某一日的时间表，便可看出这一点。这是《寓所谜案》里的一个星期四，一早，教区内的两位女士为了教堂装饰的事情吵将起来，牧师被叫去调停；然后，是管教两名唱诗班的男童，他们一边唱诗，一边吸饮料；接着，风琴手又有纠纷，需要平息；随即，四位贫穷教民反抗势利的哈特内尔小姐；又遇上地方治安官普罗瑟罗上校，刚处罚了三个偷猎者，于是，牧师就有义务提醒他“仁慈”的观念；终于吃完午饭，又去走访教民；再回到家中，准备星期天的布道；且又来了一位坠入情网的苦恼的人，要求帮助灵魂；五点半钟，电话铃响，两英里外的一位艾博特先生要死了，请牧师去作临终忏悔；近七点回到家，这一日的高潮来临了——普罗瑟罗上校死在了牧师书房的写字桌上！牧师太太格丽泽尔达，比牧师年轻二十岁，是个天真的姑娘。雷蒙德称她为“完美的格勒兹”——格勒兹，法国风俗画和肖像画家，犹为擅长妇女肖像。她使得牧师在看见她的二十四小时内就改变了终身不娶的信条，在此后的生活中，他的信仰时不时地要受到威胁，她总是把宗教事务看成玩笑，对教区居民也不够尊敬。但这一点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快乐的天性。自与她结婚以来，牧师的生活非但没有安定，似乎，反而混乱了。她不会烹饪，不会管家，这都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牧师的情绪变得不稳定，那都是一桩事情引起的，就是吃醋。他不仅吃年轻画家劳伦斯·烈丁的醋，甚至他的侄儿丹尼斯和她说笑，也使他有“一种孤独感”。可是，事实上，他正不知不觉在“返老还童”。马普尔小姐很快就抓住了这一点，她说：“您真顽皮，克莱蒙特先生。”“顽皮”两个字用在牧师身上，多么不妥啊！

圣玛丽米德的最古老宅邸，戈辛顿宅，是班特里家的产业。“星期二晚间俱乐部”曾有一次在班特里府上举行过，来宾的身份都挺显赫，有伦敦警察局前任局长亨利·克利瑟林博士，资深精神科医生劳埃德大夫，电影明星珍妮·赫利尔小姐——当亨利博士推荐马普尔小姐的时候，班特里太太实在有些勉强，她是看亨利博士的面子才邀请她的。可是，最后，马普尔小姐使她折服。不知是因为在戈辛顿宅里举行过“星期二晚间俱乐部”，主宾轮流讲述犯罪故事，还是因为戈辛顿宅太过古老了，它有些像中国民间所说的那种“凶宅”，宅子里竟然发生过两起凶杀案！先是《藏书室女尸之谜》，班特里上校的书房里出现了一具陌生女尸——看起来，圣玛丽米德村似乎门户敞开，任何人都能进到任何人的房中，顺便放下一具尸体。此时，班特里太太几乎对马普尔小姐迷信了，事情发生，班特里上校打电话给警局，班特里太太则打给了马普尔小姐。就在班特里太太的有生之年，又发生第二起案件，《迟来的报复》。其时，班特里上校已经去世，班特里太太卖掉宅子，只留下一间原先门房住的小房供自己住。事实上，她长年在外旅行，去到她散布世界各处的儿女家，这里住住，那里住住，享受天伦之乐。此时，班特里太太不再是那个矜持的上校夫人，含饴弄孙使她变得安详。她和她丈夫度过幸福婚姻生活的戈辛顿宅，几次易主，一会儿当作旅馆，一会儿分成四套公寓，再一会儿，政府卫生部门买下它，却没有想好派什么用途又出手了，后来，就到了著名的电影演员玛丽娜·格雷格名下——他们大兴土木，几乎推倒了重来。班特里太太也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她只是更为以前的戈辛顿宅骄傲，她显现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世家的涵养，就是处惊不变。就在装修改造得簇新，体现了一个影星光华四射的生活风格的宅子里，医院举办筹款仪式，圣玛丽米德村的上层人物汇聚一堂，一位热情的影迷，巴德科克太太忽然死了。

圣玛丽米德变得够厉害的，曾经是草地和牛群的地方，是一片新型住宅区，就像是一个儿童玩具：轻盈的建筑材质，鲜丽的外墙，楼顶的电视接受器，巷道里出入着陌生的面孔。女孩子们多是大胆无耻，男孩子呢，“凶神恶煞”似的。圣玛丽米德的女仆们，过去大多来自孤儿院，没读过书，可是会干活，现在的女仆则是新住宅区里年轻独立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可是经常打碎碗碟。马普尔小姐也老了，老得要受许多管辖……她有时候会感到惶惑，似乎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可是，伦敦的伯特伦旅馆，完全的一成不变，简直是——“时光倒流，你再一次置身于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壁炉，壁炉旁的黄铜煤斗，里面盛的煤块，家具的款式，印有徽章的银制托盘，瓷器，传统的英式下午茶，黄油松饼，侍者，女仆——“红扑扑的挂满微笑的脸蛋，带着乡下人所特有的憨厚淳朴”，都是上一个时代的。最令人惊奇的是，旅馆的客人，那是些真正的老古董：古老世家的成员，旧贵族，退休的军人，传教士——马普尔小姐感到不安了，她甚至天真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左臂，看是不是在做梦，梦见一个消失的世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虚拟的世界掩藏着犯罪。这就是马普尔小姐的审时度势，她知道，什么叫生活。

四、贝雷斯福德夫妇、阿瑟·卡尔加里博士、马克·伊斯特布鲁克及其他

汤米和塔彭丝在《暗藏杀机》里第一次登场，那时候，还是一对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加起来无疑不到四十五岁”。他们原是在大战中认识，一个是士兵，医院的勤杂工，就像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的男女主角，亨利和卡隆玲。他们虽然是卡隆玲的英国同胞，意识形态上却更接近美国人亨利，海明威笔下典型的迷惘的一代。他们性格轻佻，带着一种时髦的玩世不恭，但因为没有恶意，也没有染上生活的阴影，所以都是快乐有趣的人。汤米曾经有一次竟然说服护士长相信，医生给他开了啤酒作滋补品，只是忘记写在医嘱上了。塔彭丝呢，和一名病人约会看电影，这位病人就是汤米。他们比海明威的那一对幸运，都从战争中活下来了，没有像腓特烈·亨利那样，失去卡隆玲，领受了生活的残酷性。战争没怎么伤着他们，还给他们各人一段传奇生涯。医院打了一段杂以后做了驾驶员，开过货运卡车，还给一位将军开过车——小巧玲珑的塔彭丝，驾着粗犷的越野车，就像骑手乘着骏马，招来多少钦羡的目光啊！汤米负过两次伤，但都无大碍，他虽然没受到提升，却也被派遣去不少地方：法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他们过得都还不错，甚至挺有发展的，可是停战让他们失了业。是乐天的本性，还是“迷惘的一代”的颓废通病，再有，大约也是战争中养成的吃光用光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快花完了退役慰劳金，两手空空。就在这穷困潦倒的时候，两人在伦敦地铁口遇上了。

汤米是个孤儿，为了去世的母亲的尊严，他拒绝富翁叔叔的收养。塔彭丝，她甚至比汤米更像“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腓特烈·亨利，她所以会有美国人的腔调，也可以理解，医院的要好朋友恰巧是个美国小姑娘。她的言论和行径都违背她的牧师家庭的传统，而她坚持不肯妥协，回家去做乖乖女。于是，他们俩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独自为生计奔波着。战时学来的一点零碎本事，在和平时期根本派不上用场，战争反而把他们变得华而不实，对日常生活看不上眼，老是幻想传奇发生。生活的本质是平淡的，塔彭丝服务过的将军，此时也不过开一家自行车商店糊口。他们的幻想在现实面前大大降低了水准，已经降到有堕落的嫌疑了——勾搭有钱人，和他们结婚。无奈两人的社会背景都不怎么样，周围的人和他们一样穷困，根本结识不到有身份的人。两人碰面，自然是谈当务之急，谋生。商量下来，决定在《泰晤士报》登一则求职启事——“两名青年冒险家待聘。愿意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报酬应丰厚。”启事还没送到报馆，雇主就来了，一名大块头先生喊住了塔彭丝，要给她一个机会，因为看中了她的机灵、说话里的美国口音。塔彭丝的条件是必须搭上一个人，就是汤米。这时候，就看出她的仁义道德，还有契约精神。大块头用高薪诱惑，又用失业的形势威吓，都不能动摇塔彭丝——“要么两人一块干，要么两人都不干”。正相持不下，塔彭丝又换了策略，她像桥牌里叫牌似的叫出一个名字：“简·芬恩”，这是无意中从过路人闲聊中听来的，完全不知道有何意思，不料却叫出一个大满贯！大块头大惊失色，认为塔彭丝一定了解什么机密，应下了所有条件。那么，“简·芬恩”这名字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汤米和塔彭丝再一次登报——“征求，任何有关简·芬恩的信息”，果然，有了回应，署名为“你忠实的A·卡特”——他们连坑带蒙地，居然进入了国家安全机密的核心部分，而卡特先生则将他们引上正当的人生道路，既有饭吃，又合乎正义的原则，而且，充满冒险精神。

卡特先生是个贵族，有着显赫的封号，本名为伊斯特汉普顿勋爵，卡特是他的化名。这是个高个子男人，瘦削的脸像鹰，“动作疲惫”——我想这是指他有一种慵懒的风度，是贵族气，也说明，怎么说呢？一个老牌子间谍，对于这一行不再有热情可言，只是职业的负责态度。有点像《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描写的俄国军队总司令库图佐夫——他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厌烦的态度，无精打采地从受检阅的几千名士兵面前走过，当有军官向他宣誓效忠，他则露出嘲讽的微笑。他也总是疲惫的，上马下马动作笨重，眼睛常常睁不开，睡不醒的样子，对战事又总是持消极的意见。可是，最终还是拿破仑溃逃，俄罗斯得胜。不同的是库图佐夫身躯肥胖，卡特先生却瘦，是不是从英国铜板插图上的绅士形象脱下来的？这个老间谍所以看中那一对宝货，是因为他们具有着街头青年的放浪形骸。每当外交通道出了点岔子，需要非官方手段解决问题了，就是这类人物显身手的时候。他们不守规则，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是规则；胆大包天，也因为他们同样不知道危险来自何处；甚至于，不太遵守道德，是因为他们反抗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反正他们也不是谍报部门的在编人员，就不需要为国际情报条约负责任。他们是属于“线人”那一类的人物，由卡特先生单线联络，根据需要随时更换身份，曾经有一度，他们开张过一间国际侦探所。卡特先生算是用足了他们，给他们的案子难度都很大，重要到涉及国家安全、欧洲安全，甚至世界和平，线索却少得可怜。《暗藏杀机》里是“简·芬恩”这个名字；《犯罪团伙》则为“16”这个数字；《桑苏西来客》中，是一首儿歌：“母鹅，母鹅，公鹅”。他们还是老手法，连欺带诈，慢慢打开局面，最终追到罪犯，找到秘密文件，破坏对方组织。由卡特先生特别举荐，他们受到国家表彰，同时，他们也都获得一份额外的奖品，就是喜结良缘。然后为人父母，他们有了一对孪生儿女，德里克和德博拉。时间在激动人心的事业和养儿育女中过去，转眼间，他们就成了一对老夫妇。谍报机构不再起用他们了，他们只得赋闲在家，靠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聊解沉闷，但回忆却使他们心痒痒的。于是，他们就像一对老猎犬，四处嗅来嗅去，竟然真给他们挖掘出几桩神秘的罪行。有一次，他们去看望汤米住在煦阳岭养老院里的姑妈，老姑妈很任性地拒绝接见塔彭丝，只让汤米一个人进房间，塔彭丝只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就在这个难堪的时刻，事情来了。一位老夫人，兰开斯特夫人，很机密地暗示壁炉后面有个死去的孩子——就像他们年轻时候所参与的那些间谍案一样，也是线索少得叫人无法下手，连兰开斯特夫人自己也消失了，只留下一小幅画，画上有一所宅院。于是，塔彭丝开着车去寻找画上的房子。女人总是比男人富于幻想，在他们也是，塔彭丝比汤米更不安分。结果，梦想成真，罪行一点一点刨出来了。

他们这一对，年轻时候称得上“时髦的一对”，不是美男和美女，可却是有个性。汤米早早地败了顶，一束红头发精心梳往脑后。塔彭丝的长相有些像精灵，灰色的眼睛分得很开，就像欧洲民间传说中那种小灵耗子。中年时候，至少看上去两人要稳重了些，甚至塔彭丝，也像马普尔小姐那样，织起了毛线活儿。到了老年，汤米·贝雷斯福德先生的红头发变成沙黄色，塔彭丝·贝雷斯福德夫人的黑头发也掺进了灰色，但他们就像圣诞颂歌里面扮成老人的小孩子，是那种永远长不大的老小孩。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职业侦探只有波洛一名，马普尔小姐带有顾问性质；方才说的一对，则是业余爱好者；除此之外，还有至少十来个人物，完全出于偶然而卷入杀人案，不得已担任起侦破的义务。这些散兵游勇本来是在正常生活的流程里，突然被推进事件中，毫无准备。他们谈不上有什么侦破的常识，甚至都很难说有什么兴趣——虽然马普尔小姐说：“没有人会对谋杀不感兴趣”，可那是指没瓜葛的人，像他们，迫于某一种命运似的理由而必须要将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处境就要复杂得多。事态往往与他们痛痒相关，于是就要经历感情的波折。这些其实都是单纯的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生活改变了面目。这群人里面，我首先要说的是阿瑟·卡尔加里博士。

《奉命谋杀》的故事，在忧伤情绪的笼罩下拉开帷幕。阿瑟·卡尔加里博士拖延许久，终于还是在暮色时分来到渡口，望着水面，他想着：“这里的景象多么荒凉”。然后渡船来了，就像是一个裁决，他不得不走向前途了。前面究竟是什么等着他？阿瑟·卡尔加里博士，一个地球物理学家，南极探险者，忧心忡忡，周围的景物都有一种不祥的暗示。他向船老大打听一所名叫“和煦点”的房子，船老大回答说：有，但是我们大家都叫它“蝰蛇点”。这恐怖的名字也是一个凶兆似的。他到底走到了“和煦点”这座房子里，带去一个消息，他以为对“和煦点”里的人家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可是，令人不安的是，连阿瑟·卡尔加里自己，竟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一点。他是来为他们家的小儿子贾科洗刷罪名的。两年前，贾科被控杀了自己的母亲，控诉成立，判处终身监禁，服刑半年后患伤寒在狱中去世，而阿瑟·卡尔加里博士可以证明贾科无罪。在警方查定的作案时间里，贾科搭乘了他的车，因此可作不在现场证明。很不走运的是，和贾科分手不久，他遇上车祸，失去记忆，伤势痊愈以后又往澳大利亚会合探险队去了南极，直到一个月前方才回到英国，从一张包东西的旧报纸上看见这则报道，记忆慢慢浮现起来，露出水面。阿瑟·卡尔加里博士感到自己对这个青年以及他的家人犯有罪行，他怀着赎罪的心情来到这里，请求他们宽恕。可是，为什么一切都那么阴郁？远超过事实应该有的气氛。当他宣告贾科无罪，并且积极建议，通过内政大臣，请求女王批准特赦，恢复名誉。“和煦点”的居民们没有表现出一点应有的激动，他们出奇的冷淡，没有感谢，相反，谴责——是的，他们在谴责他，但不是谴责他那时不出场，而是谴责他，现在出场了。当贾科的姐姐赫斯特送他出门的时候，悲伤地说：“你为什么要来？哦，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他回答是“正义”。“正义？”赫斯特接下去说了一句微妙的话：“不是对有罪的人有关系，而是对无罪的人。”关于“正义”，贾科的辩护律师也说过约略相似的意思：“从某一方面说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对这件事还有更多要考虑的，比方说，比正义还更需要考虑的事。”这个单纯的人，被这事件中的所有人都搞糊涂了头脑，从他井然有序的科学世界里，一下子蹈入模棱难辨的世事之中。他感觉自己又犯了错，却不知错在何处，他认为他必须对自己的所为负责，却不知从何入手。还是要由律师来告诉他，道理非常简单：“要是杰克·阿盖尔（贾科）没有犯这个罪行，那么是谁干的？”阿瑟·卡尔加里博士，这个好人，总是事与愿违——他们这类人卷入事件，除了前边所说的命运，到底是和性格有关，在博士，就是“正义”的性格。就这样，老账重算，将这个刚从受伤中复原的家庭，再一次搅翻，更深重的悲剧揭开了。而他的真挚是如此不可忽视，他以爱情报偿了这个家庭，同赫斯特结成恋人，这个忧伤的故事终有了一个温煦的结局。

马克·伊斯特布鲁克，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是沉浸在逝去的世界里的人，但无论怎样，从事人文学科的人，终要少一些古板。所以，虽然被妹妹批评为“只活在自己的天地中”，他对外界多少怀有一些好奇心。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与阿瑟·卡尔加里博士应是同年龄的人，有一些老派，就像博士会被年轻的贾科蒙骗，以为他“很有趣很讨人喜欢”，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也差不多看不懂现代的年轻人，他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在他看来，“垮掉的一代”的特征就是穿着累赘，而且邋遢。他惊讶地看着两个女性“垮掉的一代”打架，一个“垮掉的一代”将另一个“垮掉的一代”的头发连根拔起，这一个竟勇敢至此——决不叫痛！事实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经从这杂乱纷沓的景象里看见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马普尔小姐不是说，“明显的怀疑对象老是很正确”？由于专业的领域不一样，阿瑟·卡尔加里博士更具有严肃的气质，而马克·伊斯特布鲁克，研究的是蒙古历史，长期在东方生活，我想他会染上萨满教里神秘主义成分的影响，容易感应虚无的暗示。“白马”这个词第一次进他耳朵，是从关于女巫的话题里面冒出来的，他们讨论散布于英格兰乡下的女巫，应该是普通老太婆的形象还是“有一种特殊的神秘味”；再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却是和“酒店”连在一起，白马的巫术气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繁杂的伦敦街景，霓虹灯闪烁的招牌，杯中的酒水，打扮奇特的年轻人；当“白马”这个词第三次出现，却在一个花店姑娘身上引起惊惧的反应，很明显的，她“吓呆了”，他感觉到一股邪恶的空气；奇怪的是，他终于走进“白马酒店”，一栋偏离乡间大路的砖木结构房屋，当年的酒店，如今被人买下，改造成了住宅，他却有一点失望，因为——“没有一点凶兆，无那种气氛”；然而壁炉上的旧招牌，一幅粗糙的油画，一匹白马站在黑暗的背景前，忽然又有了不寻常的空气……英格兰乡下的女巫，其实是一会儿变成普通老太婆，一会儿散发出神秘味。

《斯塔福特疑案》里的埃米莉·特里富西斯小姐，是为拯救未婚夫吉姆·皮尔逊进入案件的。就在灵媒预报谋杀时间，午后五时二十五分，特里维廉上校死了。而吉姆·皮尔逊恰巧在这时候从伦敦来到这小镇子，住了一晚上，又匆匆离去。最关键的是，他是特里维廉上校的外甥，遗嘱受益人之一。他很快向警察承认，他进去了上校的房间，“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想跟老头谈谈，看看他，如此而已”。这当然还不够，需要到警察局详细解释解释，他吓坏了，绝望地叫唤：“有人能帮我的忙吗？”帮忙的人就是埃米莉·特里富西斯，她表示对他有绝对的信任，因为：“你可没这种胆量啊！”她安慰他说：“跟警督去吧，剩下的一切让我来办。”她很快来到事发现场，进入状态。她物色了一个好搭档，《每日电讯报》的新闻记者恩德比先生，他迅速落到埃米莉·特里富西斯的手掌中，心甘情愿由她调派。在镇上人的眼睛里，还有恩德比先生自己心目中，他们都已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等着去教堂或者公证处。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她还是吉姆的未婚妻，她永远爱吉姆。房东太太对此表示惋惜，认为她错了姻缘，“那位年轻先生能跟这一位比吗？”她肯定地说不能比：“他是那种天生前程远大的人——可另外那位没有我去照料的话，就料不定会出什么事了。”调皮的迷人精一下子变成了圣母。

阿加莎·克里斯蒂对警察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屑，他们在她的笔下出的洋相可不少，可是，她到底让他们独立担纲几起案子，他们也还干得不错，就算是颁发了一项荣誉奖。平心而论，巴特尔警监，其实是很棒的一个，却被遮蔽在波洛的身影底下，使我们难以看清他的面目。在《牌中牌》里，倒是他一幅正面的画像，可是挺刻薄——“高高的个子，身材粗大，加上刻板的面容，巴特尔警监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他整个人是用木头雕的，并且雕刻用的材料才刚从战舰上拆下来。据说巴特尔警监是最具苏格兰场特点的工作人员。由于缺乏表情，他看上去有点迟钝和愚蠢。”我以为，这多多少少有些是出于对苏格兰场的意见，而不完全针对个人。巴特尔警监外表木讷，很可能是因为他有控制力，不习惯流露感情罢了。事实上，他也是——并非所有警察都像波洛讽刺的那样只晓得烟灰、火柴梗、脚印，巴特尔警监也是尊重人性的，他懂得犯罪中的人性因素，因而从人性切进事情的核心。只是他时运不好，精彩的案子都到了波洛那里去，不过，他好歹也落着了一二桩，比如《走向决定性的一刻》。案子还未发生，巴特尔警监先就遇到了一点家务事，从这也可看出，巴特尔警监是有着家庭生活、儿女情长，并不如人们通常以为苏格兰场的人，都是破案机器。这家务事是关于他的小女儿西尔维亚。西尔维亚所住读的学校，长期以来，小偷小摸的失窃不断，现在，忽然间，西尔维亚主动出来坦白，承认一切都是她干的。于是，校长——和所有女校一样，一位可尊敬的老小姐，召来了家长，巴特尔警监到校。巴特尔警监请教校长是如何破的案，校长说是根据心理学——西尔维亚神色不安，经过一种字母组合的小测验，孩子就全招了。巴特尔警监说了声：“明白了。”立即带女儿离校，他以警察的名义严正告诉校长，西尔维亚不是小偷，而他已经知道小偷是谁，就是那个金发蓝眼、红脸蛋的下巴上长了黑斑的女孩，因为她有一种“自鸣得意的样子”，而且，巴特尔警监断言：“别指望她会向你坦白——当然不。”这桩家务事，其实是后来事情的预演。

特立西利安太太死在自己的床上，被铁头高尔夫球棒抡死的。事情显然是奥德丽·斯特兰奇所为，她杀了特立西利安太太，又伪造现场，使它看起来像是她的丈夫内维尔·斯特兰奇作的案，却处处留下马脚。奥德丽·斯特兰奇爽快地服了罪，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再一次反过来——内维尔·斯特兰奇杀了特立西利安太太，伪造成受奥德丽诬陷的现场，是两次否定式的犯罪。这一回，终于轮到巴特尔警监陈述案情了，他说：“使我感到震动的是那双眼睛，当我看到和听到她……你们要知道因为了解过另一个女孩，她所作所为和奥德丽一模一样。”这女孩就是他的小女儿西尔维亚，一个“不同寻常的说谎人”，宁可承认自己不曾做过的错事，来换回片刻的安宁，只求大家别来烦她。巴特尔警监用一个伊丽莎白圣女的传说来形容这种情况：圣女总拿面包施舍穷人，可她的丈夫不乐意，有一次，恰巧和丈夫迎头撞上，丈夫问篮子里是什么，她慌不择言，回答“玫瑰花”，揭开一看，果然全是玫瑰花！你看，巴特尔警监竟然会使用马普尔小姐乡村式的、联想的方法，这多少有些不符苏格兰场的经典风格。其实呢，在那张木头雕成的无表情的面具底下，也是人之常情。巴特尔警监自有他作为职业警察的魅力！

五、“我——”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往往是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有时候，“我”这个人，相当耐人寻味。

《长夜》开局第一句：“事情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结局……那是我常听人们引用的。”这一句类似《百年孤独》著名的起句：“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说命运的旨意，人只能随波逐流。一股哀伤升起来，有什么事情在无可拯救地往下走去，什么事情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发誓——”这也是奇怪的，有什么需要发誓的，谁又会怀疑，“我”急切所要辩护的是什么？一种不幸的预感在逐渐加强。事情按着既定的路线进行——“我”在房产销售广告牌上看见“塔城”这名字，此时此刻，“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这是一个坏兆头。可是，不是已经说过，事情不可逆转，只能往下走了。然后，那位先知般的老人出场了——很微妙的，“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尽管他从侧面看我。”似乎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我”都处在一个全视的角度看着事态的发生和发展，“我”究竟在哪里？在已经发生过并且结束了的终局，那就是命运。可在叙述里，一切尚未揭晓。老人的话，很像谶语，他告诉“我”，人们都叫“塔城”这地方为“吉卜赛营地”，传闻说这里曾是吉卜赛人的领地，后来吉卜赛人却被赶走，走之前，下了咒语。从此，这地方就成了事故多发地带，公路上汽车失事，采石场上石头压死人。离开老人，“我”又遇见一个黑头发高个子的老太婆，她也有着巫师般的表情。她的话更直接了，她说：“别与它有瓜葛，年轻人，听我的，忘掉它。”她还替“我”看手相，手相显示出凶兆——“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利的话，你现在就离开这儿——吉卜赛营地。”可是，当然，“我”没听她的，因为一切必将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

“我”——迈克尔·罗杰斯，二十二岁；精通汽车；去过爱尔兰，在那里养马；差点儿和贩毒集团沾上，又幸运地脱身；做过小旅馆服务生，海滨救生员，推销百科全书、吸尘器，等等。总之，“我”的生活是动荡的，而且，有一点危险。说白了，“我”是个穷小子，没有好的出身，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有好运气。可是，这并不妨碍“我”有高尚的鉴赏力。“我”喜欢好东西，好品位的鞋，前卫的抽象画，还有，有历史感的老宅子——就和所有轻浮的年轻人一样的臭毛病，不踏实，好高骛远，精神不稳定，常有危机，但大多数人一旦走出这个年龄段，会安静下来，接受生活的教育，矫正行为，归入正常的人群。这类人中间，也会有马普尔小姐所预言过的那种——“我知道他不能拯救他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将会遇到一个真正善良的姑娘。”似乎“我”正是那种人，因为机遇真的送给“我”一个好姑娘，埃利。埃利是谁？是那一个阶层的姑娘，可是，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么幸福，而是“一个可怜的贵族小姐”——我们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是在《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看房人之谜”里面，回头的浪子哈瑞带了新婚妻子归来，马普尔小姐对小新娘的印象是“可怜的富有的小姑娘”。这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种类型。埃利虽然有钱，可却是个孤儿，又是在那样的阶层，社会交往实际很有限。她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女伴——格里塔，格里塔成了她的知己。像埃利这样的女孩，多半是无能的，那么，格里塔自会替她张罗一切。因为是在一个长篇的篇幅里，埃利这个“可怜的贵族小姐”，就要比“看房人之谜”里的那一个，内容要详实许多，她很是让“我”开了眼界。当“我”听埃利说，她已经将吉卜赛营地买下来，不由十分惊讶——“温柔而胆怯的埃利竟然谈论这样的商业买卖知识，并且对此充满信心”。“我”不会懂得，在那样的有产阶级家庭里，财政名词就是投资、增值、减税、信托资产，而不是柴米人家里的水费、电费、菜钱、油钱。这些复杂的庶务其实是在抽象的智能层面上进行，不是像底层的社会，一切奋斗都是身体力行，在感官上印下深刻的烙痕，很快就遍体鳞伤。而埃利身心完好，她保持了性格的纯良，她甚至比应当同病相怜的人更有同情心。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平，它将什么都给了一方，却剥夺另一方。“我”走进埃利的世界，真正了解了富人的生活，它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穷极奢华——“相反，一切都很单纯”。因为什么都不会阻止你去得到，所以你的占有欲反而不强烈了。但是，“我”还需要学习，学习这种昂贵的“单纯”。

现在应该来说说格里塔这个人了。度过蜜月旅行后，“我”和格里塔见面了。“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格里塔。”这句话很微妙，这里尽是微妙的东西。接着，埃利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如果不是格里塔，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这一句诚实的感激将会奇怪地得到证明。之后，“我”与埃利有一段关于格里塔的对话，埃利问“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格里塔，“我”的回答很含糊，令埃利起疑，因为——“你对她说话时看也不看她的缘故”。当埃利瞒着“我”，去接来“我”的母亲，一位为了儿子，拼命工作，几乎磨穿十指的女人。母亲看见了他们的生活，临别前问起格里塔是谁，然后含蓄地说了一句：“已婚夫妇刚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最好单独在一起。”他母亲也是具有先知的能力，但不是出于巫术，而是经验。

新婚的日子很幸福，可是，“我”无端地战栗起来，“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我的坟上走”，埃利接过去说：“一只鹅正在我的坟上走过，这才是原话，对吗？”果然，是埃利的“坟”，而不是“我”的。埃利的死法与“看房人之谜”里的“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一样，坠马身亡，同样都是在诅咒的恐惧里。“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是受看房人诅咒，埃利则是——那个黑头发高个子的女人，两人同样都是由某人指使，收某人的钱。我们可将“看房人之谜”看作是《长夜》的前身，但情形已经大变，凶手“我”比凶手哈瑞处境复杂得多，前面那一句起誓——“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是指“我”和格里塔，还是“我”和埃利？埃利曾经说过一句话，似乎木知木觉的人同时都是先知先觉，埃利的话总是无意间击中事实——“仿佛你很爱我”，接下来是——“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确实爱她。我本来应该爱她的，她那么甜美。埃利，温馨甜蜜。”可是，事情早已经决定了，不会有另外的可能，那是出于一个执着的意志，“我”一定要去做，而且已经做了，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可能除了我自己”。母亲说：“我非常努力地想确保你平安无事。我失败了。”“我”的回答是——“这不是您的错。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可是，“我”确实没想到，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说的意外不是指早有人看见过“我”和格里塔手挽手，完全像一对恋人，走在德国汉堡的大街上；我的意思是埃利——“格里塔根本无足轻重，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无足轻重，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

这就是作为罪犯自述中的“我”，他确实处境为难，从技术上看，难度在于如何保持悬念。“我”必须陈述现象，却不能透露事实。这当然是不自然的，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可探案小说肯定是造假的艺术，不必像现实主义小说那么认真地对自然性负责，它的真实只在于叙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说，要组织周密，不能露马脚。我想它的诚实原则是“我”可以不说，但不能说谎，而且，必须将叙述坚持到底。那么，说什么，就成为最微妙的事情。这是对故事趣味而言的说法，在另一方面，由于犯罪者的主观身份，叙述里必定具有更多心理的内容。波洛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说过，“凶手是需要想象力，侦探则寻找真相”，因此，罪犯的内心活动其实更复杂，这就与人性有涉了。《长夜》里的“我”，其实也是《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西蒙，可是，我们对西蒙了解得不多，而这里，“我”的哀悼之情弥漫了整个事件的首尾，令人痛楚。

《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的“我”，詹姆斯·谢泼德，一名乡村医生，中年，单身，和同样单身的姐姐一起生活。他们居住的村子叫金艾博特，应当是与马普尔小姐的圣玛丽米德村差不多，离它最近的大城镇是克兰切斯特，距离是九英里。金艾博特通火车，就有火车站，一个小邮电所，两个百货公司。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到外面世界打拼天下，余下的人都已经上了岁数。在金艾博特村里，有两幢大宅子，也就是说，有两户人家称得上渊源世家，一幢叫“金帕多克”，一幢叫“弗恩利大院”——后来的谋杀案事发现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乡村医生是接近牧师样的人，牧师抚慰灵魂的困苦，医生则解救肉身的疾痛——担当起上帝的另一半职责。像圣玛丽米德的海多克医生，他曾经很通人情地给马普尔小姐开出一副药方，就是一桩谋杀案，他知道如何对付各种不同的病人。他在那小村子里服务了一辈子，陪伴着村民度过生老病死，自己也从中获得安宁。俄国屠格涅夫有一篇小说，《县城的医生》，写一个少女在临终时，抓住最后的时间爱上医生，这就是那类活动在欧洲腹地的旧式的医生，他们都已经超越治病的范畴，去对灵魂负责任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乡村医生又是过着沉闷的生活，他们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有限，事业呢，倘若没有虔诚的牺牲的观念，就也谈不上远大。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里的包法利医生，在他夫人的眼睛里，就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为了使自己的婚姻合乎梦想，包法利夫人不是尝试着提升包法利先生，而是鼓动他去进行那场大胆又荒唐的手术，给客栈里的马夫矫治马蹄足，结果当然是惨败。在马普尔小姐主持侦破的《命案目睹记》里，罪犯就是乡村医生——这个医生的生活里，还有着少许浪漫经验，他曾经和一个法国剧团的龙套演员恋爱，这段浪漫史从某种方面也说明乡村医生实在是缺乏机会的，这桩心血来潮式的婚姻为他种下了苦果，因为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正经的婚姻对象，品格高尚而又富有的继承人埃玛小姐。在金艾博特行医的“我”，却似乎更少机会，财运也不好，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投机生意，西澳大利亚金矿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我相信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时间在等待中流过。人到中年，生活还是原样，和姐姐一同住着父母留下的旧宅，在村子及周边地区行医，出入于那些饶舌的女人和不得意的男人中间。他不像《长夜》里那个年轻的“我”，充满着野心，他已经走过人生的发轫阶段，原先就没什么声色，如今更加沉寂下来。他的自述相当平静，难得流露心情，从这点看，他也是要比《长夜》里的年轻人老练，到底是经历过人生的人。他将自己藏得那么深，但依然可靠地叙述了事实。当然，有一些事情他可以不说，用波洛的说法——波洛读过他的记录手稿之后，向他说——“我向你祝贺——为你的谦虚表示祝贺！”然后再说：“也为你的隐匿手法表示祝贺。”

他对自己的记述也是得意的，自认为值得表扬的地方有两处，都是罗杰·艾克罗伊德被谋杀当晚的描写。一处是他离开罗杰·艾克罗伊德的时候——“信是八点四十分送来的。我八点五十分离开了他，信仍然未读。”他说：“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如果我在第一个句子后面加上几点省略号，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有人对这十分钟的空白时间里我所做的事表示怀疑呢？”这是一处。第二处是谋杀现场被发现，管家去打电话报警时候，“我做了点我必须做的事。”他很为文稿中的谨慎措辞满意。事实上，他真的很谦虚，这样含蓄又诚实地叙述事实还有很多处。比如，一开篇，他从弗拉尔斯太太自杀的家中回来，在前厅脱衣帽时，他写了这么一句话：“我确实无法预料，但我有一种预感，震撼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我敢说，在这个乡村医生平淡的一生中，“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可说是唯一的“震撼人心”。他记录这桩谋杀案时，多少带有着一种成就感，当然，沮丧的情绪偶有流露，虽只是一句两句，但分量却很沉重。比如谋杀案发生的次日早晨，听到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秘书雷蒙德用轻松的口气谈论案子，医生不由感慨地写道：“就我来说，我早就失去了从悲哀中迅速恢复愉快的能力”。这句话包含着人生的灰暗。

他的处境是要比《长夜》中那小子艰难得多，那小子叙述的重点在如何实施犯罪计划，最后的暴露只是在一瞬间，这个难堪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发生，然后结束。然而在乡村医生，这却是漫长的过程。他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谋杀计划，余下的，全是在对付波洛，可他镇定自若。但是我想，当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侄女儿弗洛拉要求他引她晋拜新搬来的邻居，就是大名鼎鼎的犯罪学家波洛先生，“我”，医生，一定是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但他依然很镇静。他以那种替对方着想的口气说：“亲爱的弗洛拉，你能肯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真相吗？”这话里含有的暗示是，真相是你弗洛拉不愿意看到的，是你的表兄拉尔夫·佩顿犯下的事——医生可是要比那小流氓狡猾得多，那家伙是个坏料，天生的利己主义；而医生是受过道德的教化，他的恶意里积蓄着人生的失意感。他不像《长夜》里那孩子，一心要追求幸福，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幸福；医生则已经断定，他和幸福无缘。因此，他能够如此平静地犯罪。但是，有一点他控制得不够好，就是他对案件过分的关切——波洛说：“你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来替代我的朋友黑斯廷斯的，我发现你跟我形影不离，总是在我身边。”医生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这一生过的都是乏味守旧的生活，干的都是平庸枯燥的琐事。”这话不可不谓真情，医生从未正面评价过自己的生活，只是言辞中流露出倦意，和《长夜》那小子多么不同，那一个，坏也坏得生气勃勃。整个过程中，只有一次，医生突然情绪高涨，那是在麻将桌上——“这时我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我曾听别人说起过天和——拿起牌就和了，但我从没想到自己打牌也会天和。”据文中说，这种“天和”之说来自于“上海俱乐部”——那一定是英国殖民上海的上上世纪末及上世纪初，牌一上手就是一副完整的和局，这种概率极其之低，好比中头彩。医生如此欣喜，这个天降好运鼓舞了他，要知道，他可是个霉运的人！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医生总是该做的都做了，却总也不成。现在好了，老天终于顾恤到他了。

生活真的很艰难，在前一个阶段，波洛总来找他谈案子，当然也是他希望的，但这实在是一场考验，考验人的心理和头脑。这也是波洛的方法之一，那就是谈话。在《ABC谋杀案》里，他说过：“通过反复谈论，多余的细节就必定会呈现出来”，他还说：“对任何想藏匿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谈话更危险”。所以，这就要格外的小心。波洛说：“与案件有关的人都隐瞒了一些东西。”医生笑着问：“我也隐瞒了吗？”波洛说：“我想你也有事瞒着。”“那么是——”“有关佩顿这位年轻人的事，你是否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呢？”这句话大有深意，字面上是医生你仅是为“佩顿”掩饰嫌疑，底下——要知道，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波洛——底下的意思很可能是，医生你到底对“佩顿这位年轻人”做了什么手脚。对这个狡黠的问题，医生“我”应付的也不坏，他做出一种有意掩饰窘状的样子，慌乱地转移了话题，请波洛先生谈谈关于“炉火”意味着什么，而波洛便也顺水推舟放下了那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在事情的前半段，波洛让医生充当了“华生”或者黑斯廷斯的角色，而后半截——“我们便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他不必和波洛搞脑子了，可情形却似乎更加令人不安。波洛在做什么呢？医生只能在麻将桌上听人谈起一点波洛的动作，就在这时，得一副“天和”，命运开始青睐医生。可这青睐的媚眼里似乎又藏着陷阱，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逃得过赫尔克里·波洛的眼睛”。医生回顾所作所为，自己觉得计划还是不错的，当然有一些小纰漏，却也于大局无碍，要是波洛不出现的话——医生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赫尔克里·波洛没有隐退到这里来种南瓜就好了。”这个乡村医生黯然无光的一生中，能与波洛交上手，哪怕是输了，也虽败犹荣。

由犯罪当事人主述案件过程，他们的性格便到了前台，成为比客观事实更重要的动机，这符合波洛，也符合马普尔小姐的人性原则。他们都认为，人性的因素是犯罪的第一要件，谁又能比罪犯自己提供出更多隐秘的人性呢？但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叙事角度，它太大限度地使用了虚构的功能，多少有些笔走偏锋，稍有不慎，就会穿帮，必须谨思密行，小心着来。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一类叙述只占极少数，偶尔为之而已。

六、黄金时代

前边我曾说过，我缺乏有关阿加莎·克里斯蒂个人的资料，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也并不以为十分需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本身，已自成一体，具备了起承转合的过程。我就想，倘是以波洛、马普尔小姐、贝雷斯福德夫妇为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家族里的主要成员，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起源和归结已经讲述过了？现在，就要进入这家族最兴隆的阶段——黄金时代。这也是全剧的高潮，华彩篇章，这个华丽家族，在此走向全面的辉煌。我将那些最精彩的事迹列于此，光芒四射。它们通常都有着精致与和谐的图案性，而在逻辑图案的底下，则有着充沛的人性；是人性的运动规划了图案的经纬线，流利的线条又使人性焕发绚烂的色彩。图案和人性在不同情景下处于不同位置。有时候，前者是显性的，就是大侦探波洛天赋的本能，只消身子往后一仰，闭上眼睛，便可看见的对称性、平衡感、合理的秩序，像拼图一样，每一块就嵌在应该在的地方。还有时候，后者是显学，好比波洛在《葬礼之后》里说的：“由于这件事情里证据不如人多——那么我就得专门同人打交道。”最为极端的情形，我以为是《啤酒谋杀案》。案子发生在十六年前，十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的轰动烟消云散，细节已经变成案卷里的枯燥的文字，人的记忆对客观事物总是不可靠的，然而感情却有着强烈的渗透力，它洇染在某些看似无关的印象里，可保持许久。这个案子，如何从尘封的记忆中重新挖掘出来真相，依凭的就是这个——感情。

当波洛接受当事人委托，着手调查这桩陈年积案，拜访当时的被告律师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这位著名的王室法律顾问，记忆犹新的是他的委托人。“那个女人很有魅力”，她的情态在十六年后还能够呼之欲出——“我甚至想判罪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她毫不畏惧，一点也不紧张，只想审判早一点结束。”他很遗憾地承认，她无疑就是凶手。原告律师，皇家法律顾问昆廷·福格当然更有理由认为被告有罪。他，当年胸怀抱负的小伙子，现如今已经长成为淡泊又固执的中年人，却还对被告怀有深刻的印象，他至今相信——“卡罗琳·克雷尔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永远忘不了她。”长期受雇于克雷尔家族，处理日常法律问题的“乔纳森律师事务所”的书记员埃德蒙兹，一个谨慎的法律工作者，他承认没有任何证据可为卡罗琳·克雷尔谋杀丈夫开脱，可是他说：“我崇拜克雷尔夫人。不管她干了些什么，她都是个淑女！”至于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凯莱布·乔纳森先生，一个老绅士，在他漫长的岁月里攒足了人生经验，是俗话“姜还是老的辣”里的老姜，波洛和他才算得是搭上了话，只几个来回，他就指出——“波洛先生，不过你像是对性格感兴趣。”于是，他也有了谈话的兴趣。乔纳森先生不像那几位易动感情，那时他们还都是年轻人，他能够保持冷静，他描述卡罗琳在法庭上的表现是——“无法胜任为她安排的角色，她可不会演戏。”但当谈起那个插足克雷尔夫妇，因而引起悲剧的谋杀案的模特儿埃尔莎·格里尔，老头儿却奇异地难以自禁，他没有如通常那样称她作“无耻的烂货”“狐狸精”“罪魁祸首”，而是怀了无限的感慨提到“青春”这个字眼。他说：“也许因为我老了，可是，波洛先生，我觉得年轻人没有城府，有时把我感动得落泪。年轻人如此脆弱。如此放荡不羁——如此地自以为是，如此慷慨，如此煞费苦心。”——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什么痕迹都消失了，可人的情感依然是激越的。多么主观啊！可是这就是波洛要的，当他请菲利普·布莱克，事发时间的在场者之一，请他写下当时的情景，菲利普·布莱克觉得多余，警察的卷宗一定写得更准确，波洛说：“我不想要简单的事实。我要的是你所选取的事实。”乔纳森那老头儿，已经站在人生的末梢上了，也许对青春有特殊的偏爱，可就是这偏爱，着重向波洛指出了，青春不可小视。后来在梅雷迪思·布莱克的庄园里，波洛看见了死者——艾米亚斯·克雷尔生命中最后一幅画，画的正是埃尔莎·格里尔。波洛果然注意到了“青春”的诸多属性：“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力量的——是的，而且残酷！还有——青春是脆弱的。”他甚至也提到“脆弱”这个词。这个被乔纳森老头称之为“朱丽叶”的女人，她的“罗密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死者不能复生，生者印象各异，事实上是重新塑造了一个他，但谁能说准，哪个他更真实呢？

菲利普·布莱克，十六年来，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染了生意人所有的臭毛病。但当提起克雷尔，他的好朋友，他一下子从造作的慵懒中抖擞起来，过往的激情又回到身上。他让波洛看克雷尔的一幅玫瑰花，“色彩如此浓艳，甚至有些淫猥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画玫瑰的人。”菲利普·布莱克说：“他的艺术，你知道，他总是热爱艺术。是一种逃避。”梅雷迪思·布莱克——菲利普的哥哥，他们与死者一同长大，从小朋友到老朋友。和弟弟完全不同，梅雷迪思·布莱克是那种人们通常叫作“科学怪人”的人，对具体的庶务没有兴趣，而是沉浸于抽象世界。可是，也正是这种人，其实有着旁人不知，甚至自己也不自知的内心生活，是这种内心生活的经验使他们更能想象别人的处境。他承认克雷尔是天才的同时，也看见“天才”的气质对他身边人的残忍。梅雷迪思至今记着他如此狂妄地说道：“我在画的这幅画是我有史以来画得最好的。告诉您，真不错，而两个嫉妒的争吵不休的女人想要打扰——不，妈的，办不到。”这一个男人使得他周围的气氛变得激动不安，你不知道他的真心在哪里，当然，在绘画，那么就像梅雷迪思说的：“画画又不能当饭吃”，在生活里，他的感情倾向于谁？或者，用更实惠的方式说，他更需要谁？人人都看见，妻子卡罗琳在了下风，埃尔莎气焰高涨。波洛去访问埃尔莎，埃尔莎为要证明克雷尔与她的感情，拿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交到他手里——“看着他接住了她的宝贝，她是那么自豪，又有点怯怯地，又急于知道他的评价。”她，埃尔莎，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于是，信上那些狂热的情话，忽然变得不堪一击。那么，克雷尔和卡罗琳如何呢？谁都看见他们争吵，总是不忠、背叛的主题，互相说出刻毒的话来。可是，有意思的是卡罗琳的小妹妹安吉拉的家庭女教师威廉斯小姐的评价。这位威廉斯小姐也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人物，由于终身未婚，独立生活，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说起男人们，就像一个资本家说‘布尔什维克’——像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说‘资产阶级’——像一个家庭主妇说‘蟑螂’。”她当然不会喜欢克雷尔先生的生活方式，然而她却有足够的理性来判断事物。她看出克雷尔和卡罗琳其实情投意合，甚至因此而忽略孩子。用波洛的话，就是“更像是一对情人而不像是夫妇”。波洛承认自己被“性格问题迷住了”，由各种性格出发产生的情感，其实已经摆脱了事物的客观性。现在，波洛就必须集合起所有这些人性的条件，重新结构起平衡协调的图案，这图案就是十六年前的真实情景。

和《啤酒谋杀案》相反，《ABC谋杀案》，是先有图形，再有图形底下的人性因素。波洛对这桩谋杀案评价很高，事情刚一露头，他便敏感意识到，这就是他恭候已久的“超级罪案”——一封落款为ABC的信，通知波洛留意本月二十一日的安多弗。到这一天，苏格兰场果然传来消息，安多弗发生谋杀案，死者是个名叫阿谢尔的老太太，现场有一本《ABC铁路指南》，正翻到去往安多弗时刻表那一页。A字打头的阿谢尔老太太；A字打头的安多弗；还有《ABC铁路指南》，这样多的巧合显然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以字母排列为秩序。由此类推，很可能还会有B字母打头的第二起案件。果然，"ABC"的第二封信来了。信上指明的是贝克斯希尔海滨，本月二十五日。谋杀案如期而至，死者是年轻的女招待，姓巴纳德，尸体底下有一本《ABC铁路指南》，打开的那页正是去往贝克斯希尔的时刻表。"ABC"第三封信告诉道，彻斯顿那地方会发生些什么。彻斯顿的死者是克拉克爵士，同样有一本《ABC铁路指南》。

A字打头的阿谢尔老太太，开着一家烟纸店，贫寒度日。酗酒的丈夫为了索讨酒钱，会说出杀人的气话，可并不足以失态到要杀自己的老婆。阿谢尔太太清简的一生里结交下的社会关系一目了然，没有谁是需要除掉她不可的。就是说，找不到杀人动机。死者的外甥女玛丽说：“姨妈被人谋杀，真是天理不容。”这话朴素地指明了阿谢尔太太无辜的事实。B字打头的贝克斯希尔的死者，那位年轻姑娘，在海滨的小茶餐厅工作，餐厅总共只两名女招待，同事之间关系疏淡，家中有父母和姐姐，再有一个正相处着的男友唐纳德·弗雷泽。这一对恋人经常争吵，年轻人气极了也许真会杀了她。可是，第二起案件就比第一起的情形复杂了，这个凶手应当也是第一起案件的作案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能嵌得进“ABC”的序列中。那么，唐纳德·弗雷泽就明显条件不够了。用波洛的话，就是，“如果唐纳德·弗雷泽得以脱离嫌疑，那倒要归功于ABC狂躁的吹嘘。”因此，当C字头案件来到的时候，对于凶手的限制就更为苛刻了：他需要具有ABC三起案件的作案动机，而至少第一第二起案件里，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动机。克罗姆警督判断为：“这是种按字母顺序进行的犯罪情结”。就好像做字谜游戏，ABC自己不也是说，这是一场游戏。苏格兰场召开会议时候，汤普森医生不无轻佻地对波洛说：“看来像是从字母A到Z……我只是很有兴趣想知道他想怎样来处理字母X——可早在那之前，你就会抓住他的，在G或H的时候……”虽然不够严肃，可汤普森医生道出了这起连环凶杀案的形式。这种形式感意味着什么？波洛说：“直到现在，所有的案子都是由我们从内部开始侦破，被害人的历史总是关键所在，那些关键的地方则是‘谁能够从死亡中得利？他会有些什么机会来作案？’而在这里……是个由外部而来的凶手。”这就是说，波洛也必须从外部出发，破除形式——“这件以字母顺序而进行的谋杀案，会有其破绽之处。”必须要找到破绽，就是不均衡、不对称的地方。

然后，D字打头的案件发出预告了，地点在唐克斯特。可是在预定的时间，唐克斯特地区一家电影院里，被杀的倒霉鬼，一个理发师，名叫厄斯菲尔德，是E字母打头。苏格兰场怀疑“可能是跳过了一个字母”。然而，死者的邻座，一名男校校长，倒是D字母打头——唐斯，基本可以断定，凶手杀错了人。以字母顺序进行的谋杀案，严重变形了。回过头去检查这“外部”形式，这形式总是有着不够匀称的地方。死者的年龄、性别、社会阶层都不同，这种随机性和字母递进的严格规律不怎么相符；比如，对排序有如此爱好的凶手，应该更讲究秩序井然，比如“安多弗”是A目录的第一百五十五个地名，那么B字母打头的谋杀地点应该也是B目录的第一百五十五，或者第一百五十六……可事实上这些地名没有进一步的排序关系；比如，前两桩谋杀案没有明显的动机，可是第三桩，C案件里，克拉克家族却隐藏着某一种可能成为动机的因素，就是死者卡迈克尔·克拉克是个巨富，他的妻子则病入膏肓，遗产将归兄弟富兰克林·克拉克；再有，D字母打头的谋杀看起来似乎是失了手，可是，也很像是，凶手对精确度不再关心，或者说，凶手打算结束游戏了——这就是破绽。这些破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理性，波洛说的那句话：“那是一种向某些固定方向运行和工作的心思。”这“心思”的轮廓逐渐清楚起来，凶手浮出水面——这时候，就要让性格分析派上用场了——胆大妄为的冒险爱好，四处漫游的生活方式，富有条理的平面状思维，男孩子心理：对铁路的特殊兴趣。这场谋杀构思得如此精致，波洛禁不住赞叹：“游戏万岁！”

就在《ABC谋杀案》中，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聊天，关于理想的犯罪。换句话说，倘若让波洛点菜，他将点什么？波洛向往道：“会是个非常单纯的犯罪，丝毫不带错综复杂的罪行。是一宗平静的家居生活的罪案——非常不带有感情色彩，极其隐秘。”黑斯廷斯上尉又问他如何算是隐秘，波洛就举一个例子，四个人坐下来打桥牌，壁炉边坐了个看牌的，然后，这人死了——他说的就是《牌中牌》。

事情就是这样，谢塔纳先生的客厅里，洛里墨夫人、罗伯茨医生、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德斯帕德少校，四人一桌桥牌。谢塔纳先生坐在壁炉前，忽发现，他被一柄宝石匕首刺死，这把匕首来自他自家的收藏柜。凶手就在这四个人里。每个人都起身离开过牌桌，取饮料，给壁炉添柴，拿鼻烟盒，做“明家”的绕过桌子看搭档的牌——就是在中间某个当口，杀了谢塔纳先生。动机似乎有的是，谢塔纳先生如此令人厌恶：罗伯茨医生觉得他狂妄伤人；洛里墨夫人认为他生性恶毒；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害怕他，他看你的样子就好像会吃了你；德斯帕德少校很简单，他讨厌他的体味——当然这些都不足以要去谋杀，可是谁又知道其中的隐情呢？像谢塔纳先生这样的神秘人物：身家来历不明，过着豪富的生活，结交八方宾客，而且，似乎他掌握了所有人的隐私。问题是即便有了足够的杀人动机，却也未必杀得了。谋杀现场如此不具备谋杀条件——这就是波洛说的，“单纯”，非常单纯，单纯到几乎难以考虑动机，也就是《ABC谋杀案》中说的“历史”，“谁能够从死亡中得利”。需要考虑的仅只是，如何实施杀人计划。巴特尔警监的注意力在各人离开牌桌的次数和时间长短，这是谋杀的外部根据，而波洛一贯重视内在的条件，他的问题是关于牌局。他依次询问各位，总共打几局牌；谁和谁搭档；谁输谁赢；个人牌风如何。他将四个人的记分表很宝贵地收拢起来，说从上面可以看出“人的个性”。比如，德斯帕斯少校字写的很小，记上新的数字的同时就划掉原来的，说明什么——“他宁愿一下子就搞清楚自己的处境”；洛里墨夫人的字形很有品位，说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罗伯茨医生的字则“华丽且略显轻浮”；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的记录没有体现特别的风格。记分表还记录了牌局的进展情况——第一盘，“平平淡淡，很快就结束了”；第二盘，由于是少校记分，边记边划，看不出过程；第三盘，很精彩，双方的分数都是高水准的，不过，罗伯茨医生叫牌太高了；第四盘，罗伯茨医生叫分比较低……波洛还登门请求当事人为他复盘。洛里墨夫人显然对桥牌有惊人的记忆力，照了记分表，每一步都复出来，最为“惊险壮观”的是第三轮，她与罗伯茨医生搭档，罗伯茨医生的牌都叫得很高，忽然间还叫了一个大满贯。夫人说：“他这样叫真没道理，但是出乎意料地我们却打成了。”德斯帕德少校对桥牌没太大的热情，只是偶尔应景，所以请求他复盘没什么收获，但他也记得有一盘中，罗伯茨医生叫牌叫得太高。罗伯茨医生的回忆也不怎么样，但他一语道破波洛的用心：“你是说凶手在盘算着如何下手的时候，情绪肯定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从牌路上反映出来？”波洛承认了这一点。至于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波洛并没有请她复盘，也许是波洛心存偏见，认为这类“女伴”身份的人，没有自由的个人生活，所以也不习惯昭示性格色彩。他倒是额外地出了一个小测验题，就是前边提过的挑选丝袜的测验，针对她的品行。还是偏见，或者说是经验作怪，认为对于某类人来说，品行比心理更有说服力。

这桩条件单纯的谋杀案——“没有指纹，没有可供调查的文件，甚至没有一片纸头，只有这四个人……还有那几张记分表”，侦破的手段不得不也变得单纯，主要是记分表，这有些类似现代科学的测谎仪。记分表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千五百的超高分，有人叫了“大满贯”——“桥牌中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大满贯’了”，在这抓人的几分钟里，也许，事实上果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单纯至致的《牌中牌》相对，《尼罗河上的惨案》则是顶级繁华，所有的配置都超乎寻常的华丽，光芒四射。

首先是人物，都是身份显赫，这合波洛的口味。像《ABC谋杀案》，倘不是精致的锁链形犯罪，单单第一起，安多弗一名开烟纸店老太婆被谋杀，波洛是会扫兴的。而这里，人都是一线名牌：巨额财产的美丽的继承人，林内特·里奇韦小姐，携同她的新郎，来自平民阶层的赛蒙·多伊尔，他的英俊漂亮完全配得上林内特，而他的贫寒和林内特的富有从某种含义上也是相匹配的一对，再有，他们神速的婚姻更加强了传奇性；何况，其中还有一个被抛弃的角色，以不幸映照他们的幸福，顺便说一声，这个角色，杰奎琳·德·贝尔福特也来了；没落世家的阿勒顿太太，是带着她的儿子蒂姆，一个生过肺结核，据说以“写作”为消遣的年轻人，看得出，他们母子相处和谐；相反，著名色情小说家奥特波恩夫人和她的女儿罗莎莉关系紧张；有钱的老处女范·斯凯勒小姐，声势颇大地携有两名随行人员，一个是略微年轻的老处女，女伴鲍尔斯小姐，另一名是贫穷的表妹，渴望出来见世面的年轻的科妮莉亚；意大利考古学家里克蒂先生，却奇怪地收到一份关于蔬菜的电报，报告土豆、朝鲜蓟、韭菜的行情；弗格森先生，极其憎恶资产阶级，看上去像工党成员，事实上，却也可能是一名爵爷，他在牛津大学读过书，大学是自由主义思想传播最甚的地方，而且，民主理想总是选择贵族青年，因他们不愁吃穿；大英帝国的军事要人雷斯上校；银行事务所的“安德鲁大叔”；贝斯纳医生；当然，还有大侦探波洛先生。

和显赫身份相配，他们都具有色彩鲜明的性格。林内特不可能具备别种性格了，金钱和魅力使她成了“要什么有什么的林内特·里奇韦”，所以，她只能是那种人——“不可抗拒”。可是，有时候，比如当波洛用一个长者的态度告诫她，她拥有的太多，应该学会宽厚待人，林内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单纯朴实——近乎凄凉可怜”，她说：“我一直想做到这些”。那么赛蒙的性格呢，似乎很微妙，谦逊的科妮莉亚的眼睛里，他是一个虔诚的丈夫，“简直崇拜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在林内特的光辉之下，赛蒙真的很难有什么性格，就是一个交了鸿运的穷小子，于是，他对波洛发的那通牢骚：“他不想感到被人占有，肉体和灵魂全部被占有。这就是该诅咒的要占有别人的态度！”说起来是针对旧情人杰奎琳，但放在“不可抗拒”的林内特身上似乎更合适。性格最强烈的自然是杰奎琳了，在她这样不利的处境里，是需要有超常的意志力来支持的，而且需要有强大的动机，这两点都证明杰奎琳拥有着巨大的能量，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卧轨自杀之后，渥伦斯基的母亲说的话：“这种不要命的热情算什么呢？”波洛早知道这种能量的危险，他一直企图制止这个，他先劝她审时度势，“须知覆水难收。痛苦挽回不了过去”，再劝她从善如流，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可这些说教在杰奎琳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小说家奥特波恩夫人自然有着艺术家夸张的个性，可是似乎也过于强调了些，近乎失态；女儿罗莎莉又偏巧格外的敏感，常常为之感到害臊，在这个娇弱的年龄里，很容易受伤，她已经养成易怒的脾气，对什么都不满意，不过看起来，蒂姆对她颇有好感。一无所有的科妮莉亚却是最快乐的人，因为将自己看得很低，所以很知足，贝斯纳医生说得很好，没有“饥饿感”，“灰姑娘”式的运气一般都是选择这样的姑娘，这次也不例外，弗格森先生向她求了婚。阿勒顿太太由于家道中落，手头拮据，但因有良好的教养，所以她保持了理性，能够明辨是非，她甚至有足够的智慧和波洛对话，讨论谋杀——波洛的观点是无论动机如何，谋杀总是不对的，“主宰生死是仁慈的上帝的事情”；阿勒顿太太说：“上帝还是要挑选自己的工具”；当波洛指出这想法的危险性，她为谈话作了一个幽默的总结：“这次交谈之后，我将怀疑是否还能留下什么人活着！”……卡纳克号游轮便携着这一船人，在尼罗河上启航了。

这一时刻，使我想起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英国电影《印度之行》。为去往山洞，手忙脚乱地准备多日，终于停当，深夜登上火车，到站天已薄亮，上了骆驼，再向山洞进发。一列驼队蚁似的走在岩壁之下，走入吉凶叵测的命运，气氛陡然肃穆起来。卡纳克号游轮行走在暗淡的尼罗河上，两岸是巨大的石块和圮颓的房屋，古老的水道总是这样，时间积压太多，就好像有幽灵出没。船上的人和故事都显得太新，也太光鲜，犹如旅途中登岸参观寺庙的时候，林内特站在古代埃及君王拉美西斯的雕像底下，仰着脸——阿加莎·克里斯蒂写道：“这是一张代表新文明的脸孔，聪明、好奇，不为历史的遗迹所动心。”倒是“灰姑娘”科妮莉亚更了解自己的处境，她说：“啊，波洛先生，多美啊！我是说它们这么大，这么安静，看到它们会使人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就像一个小虫……”这其实就是卡纳克号的处境，它无依无傍地走在几千年的河道里，已经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可船上人浑然不觉，只有波洛——我说过，波洛带有先知的成分，他悲观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到达谢拉尔。”

在爱情、财富、珠宝、爵号、埃及文明、国际恐怖事件……奢华的辉映之下，其实还存在着一种极为淳朴的案件，比如，《迟来的报复》，那是由圣玛丽米德村的马普尔小姐侦破的。马普尔小姐际遇的总是这类淳朴的案件，这和她的天性有关，更和圣玛丽米德的传统有关。那里面，大约有着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性质，看起来像是静止固守的，但事实上呢，大千世界总也跳不出它的方寸之间。《迟来的报复》也是关于一种危险的人性，可是绝不像杰奎琳那样有声色、辉煌和响亮，这一种人性要家常得多，属于平庸的生活里的常情。这也很合马普尔小姐的口味，她不像波洛那样喜好奢华。在她维多利亚式的眼睛里，波洛的品味多少有些“口重”了。换一个说法，马普尔小姐趣味老派。

马普尔小姐在圣玛丽米德的新住宅区散步，不小心绊倒了，一个热情的女人照料了她——扶她进门，端上茶点，自来熟地说了自己的故事给她听。这女人，希瑟，使马普尔小姐想起了一个人，希瑟说：“希望她是个好人。”马普尔小姐的回答是肯定的：“善良，健康，充满活力。”希瑟又问，她会不会有缺点，因为她，希瑟，也有缺点。对一个与自己相象的人，总会有好奇心，就像人喜欢照镜子一样。马普尔小姐诚实地回答道：“是的，阿利森——就是那个女人——阿利森总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她总是看不到事情在别人那儿会怎么样，或者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希瑟又饶有兴趣地问：“您那位朋友现在在做什么？”马普尔小姐说：“她死了。”这有些令人扫兴，可是谁也不会就此以为，这样的平凡的性情，会导致什么真正的悲剧发生。没想到，马普尔小姐一语成谶。就在圣玛丽米德的新居民电影明星玛丽娜·格雷格宅邸里的招待会上，希瑟，在这位她从少女时代膜拜至今的影星跟前，药物中毒死去。她们正在聊着天呢！就像所有崇拜与被崇拜的人之间，一方是热情的称颂，另一方耐住性子，于是多少是陈式化的谦逊和感谢。两边的情感很难说是相等的，可是影迷是不会在意这个的，他们总是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从某一方面来说，影迷是比明星更加自我为中心的人——对这类人，马普尔小姐还是以那个“阿利森”做样本，一个“阿利森”足够了，她不需要太多的材料，无论是多么新鲜时尚的材料，她倒宁可要老旧的材料，老旧的似乎更结实耐用，因为更加本质。马普尔小姐对“阿利森”式的人性——说起来，这只是一种肤浅的人性，可是不妨碍作出深刻的认识——“她是这种人：告诉你她们做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她们从来不提起别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生活就像一条平行轨道——”可是她们当然不是“自私自利”，马普尔小姐已经解释过了，她们只是严重地不关心外界，甚至不关心自身的安危。所以，马普尔小姐认为，希瑟一定是一头撞进了一件危险的事，而毫无觉察。那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危险事情呢？在场的人都看见她喋喋不休地在讲述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就是多年前，她如何偷偷从病床上爬起来，在出了疹子的脸上扑了粉，去见玛丽娜·格雷格，而玛丽娜·格雷格却并没有听进去，她的眼光被别的东西吸引了——玛丽娜·格雷格的目光越过希瑟的肩膀，对着墙上的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圣女举着一个婴儿。马普尔小姐在这个细节上停留了一会儿：“我不明白一幅画会让她有那样的表情”，班特里太太补充了一句：“特别是因为她一定每天都能看见它。”然而，当时的场面如此热闹，人来人往，她也许只是在看一个过路的人。在画底下的楼梯平台上站着的人，至少有八个：市长和夫人，伦敦摄影师，农场主和老婆，美国影星，等等。马普尔小姐的见识依然是淳朴的：“明显的怀疑对象老是很正确。”但是她确实还不知道谁是“明显的”，只是有一些令人注目的细节，比如玛丽娜·格雷格的目光，目光所朝向的画，画上的孩子——也许是妇道人家，总是对孩子、妊娠这类事有兴趣。这位影星身边果然有些关于孩子的轶事给人嚼舌头，她唯一的一次生育失败了，生下的是一个低能儿，一直寄养在美国疗养院里。之后，她还领养过两儿一女，但都草草收尾，很快被打发开。总之，她在孩子的事情上不够顺遂。关于育儿，马普尔小姐和所有的乡下老太太一样，有着些琐碎的常识，家中备有大众医学的手册。我想，尤其是在传染病学方面的知识，从科学昌明的维多利亚时代过来的老太太，一定有许多可炫耀的资本。马普尔小姐终于想到，“风疹”。“风疹”特别容易传染，特别是怀孕四个月的妇女，不幸染上的话，就可能生下畸形儿。而所有事发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希瑟的故事，带了风疹勇敢前往拜见玛丽娜·格雷格。玛丽娜·格雷格渴望做母亲，就像任何一个乡村妇女，无论她多么美丽、聪明、才华横溢、星运亨通，心，总是淳朴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谋杀案，其实都是由这些简朴的理由生发的。还是那个说法，她就像编织毛线活儿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

年5月29日上海

烟火十足病态畸形的旧上海史铁生：命若琴弦左思：白眼漫谈《长恨歌》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