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２年，戴维逊于１９５９年出版的《重新发现旧非洲：非洲被遗忘的过去》在法国以《白人之前的非洲》为书名出版。徐雷－卡纳尔（１９５８）先于前者一年出版了《西部黑非洲和中部黑非洲》一书的第一卷，以“地理、文明、历史”为副标题。

他们让包括非洲人和其他民族在内的世人认识到非洲历史不仅在殖民统治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内容丰富。他们凭着坚定的意志（他们在二战时是年轻勇敢的抵抗运动成员）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流派一起对热爱历史的非洲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些热爱历史的志趣相投的非洲人集中于一家名为《非洲存在》的优秀期刊。

塞内加尔人阿里乌纳·迪奥普领导的一群非洲—安的列斯学者于１９４７年在巴黎创办了该期刊。阿里乌纳·迪奥普也是１９５６年在索邦大学举行的第一届黑人作家与艺术家国际大会的创始人。

虽然杂志主要是文学性的，但也刊登了英语和法语非洲学者（期刊初期是英法双语版的）所撰写的大量历史文章。中间一代非洲人书写非洲历史的开端并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糟糕。接下来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非洲历史学家在欧洲和越来越多的非洲大学里接受教育。

关于他们，此处不再赘述。非洲大学尤其是法语非洲国家大学，极度缺乏本土教师。他们大批在英语非洲国家接受培训（有时还无法接受足够的教育）。法语非洲国家的教师在专门的法语大学接受培训，但学校极少。

我们可以通过非洲、法国对此进行统计的研究而有所了解。在英国肯定同样如此，也需要进行统计。

此外，一些文集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是法国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出版社出版的对法语大学历史系的两卷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是对一些当时指导非洲学生的法国教师所指导论文的统计，尤其是伊夫·皮尔森（，他所有的学生几乎都是非洲人），继他之后的克洛德－艾莲娜·佩罗、卡特琳娜·戈克里－维德罗维奇、让·德韦思、让·布莱格和在艾克斯任教的让－路易·米埃日。非洲学生的论文都很有意义，因为这是他们通过查阅档案和田野调查及其他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如考古学）完成的个人研究成果。

最大的遗憾是，由于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未发表，所以常常被忽视。这一缺陷导致人们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３０年或４０年以来，非洲历史是由非洲学者书写的（他们还在继续书写）。显然，这些非洲学者以前的老师们了解其成果，并能加以引用和利用，但是他们几乎是唯一意识到这一宝贵财富的人。

幸运的是，这些原稿通常被系统地保存了下来，可以在达喀尔大学、巴黎一大（非洲世界研究中心）或者巴黎狄德罗大学（巴黎七大）历史系（“发展中的社会：跨学科研究”实验室）查阅到。再者，在非洲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珍贵资料，塞古·杜尔担任总统时要求所有的毕业论文必须在科纳克里大学存档，因此那里保存有几百份论文，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大部分是关于口述史料的，这在今天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这些论文大部分都是从未发表过的专题论文，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古代非洲历史和殖民前的非洲历史，大部分以口述史料为基础，如今其中的一部分史料可能已经被遗忘；另一类关于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经济、社会史，甚至包括政治和军事史。这些手稿，再加上由巴黎Ｋａｒｔｈａｌａ出版社和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少有的高水平博士学位论文（前者出版的数量极少，后者出版的数量要多得多），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至少一代人以来，非洲历史大多是由非洲历史学者用非洲人的视角书写的。

虽然其书写通常在描述事实，过于偏重叙事，欠缺思考性，但信息新颖并且数量丰富。在这些丰富的资料面前，法国和英国非洲历史学者的著作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今只有非洲裔美国人和散居海外的非洲人的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尽管与英语国家相比，法语国家的历史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几所大学（达喀尔大学、瓦加杜古大学、尼亚美大学、科托努大学等）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博士论文，其中部分已经出版。

法语国家历史教学继承了约瑟夫·基－泽博的不凡成就，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博巴卡尔·巴雷（ＢｏｕｂａｃａｒＢａｒｒｙ）发起的历史研究教学的创意。博巴卡尔·巴雷是在达喀尔大学任教的几内亚学者，１９７１年完成大学博士论文答辩，１９８８年率先提出了“达喀尔学派”一词，并为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早在就职于谢克·安塔·迪奥普大学之前，他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关于瓦罗王国史的著作（２０１２年被翻译成英语）中就已经流露出这一想法了。而奠定其国际学术地位的主要是他关于１５～１９世纪塞内冈比亚历史的研究（Ｂａｒｒｙ，１９８８，英译本于１９９７年出版）。西方国家持有居高临下的怀疑态度，长期忽视这些日积月累的新成果，而不去真正地理解这些研究所表达的内容。

法国的“非洲学学者”尤其对“非洲中心论者”的一些观点（而其实他们有时正是其中一分子）持高度保留态度。但事实上，这些观点更多地关系到“非洲中心性”，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在英语中大家都使用“ａｆ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这一个词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思想，因此造成了很多误解。然而，虽然曾遭到大部分法国“非洲学学者”集体排斥，“底层研究”诉求和对“后殖民研究”的思考如今得以发展起来，它们至少使人们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