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拉扎斯菲尔德对2×2表格的理解和使用

从思想史上讲，2×2表格反映的逻辑原则十分古老，最晚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然而，出版物中，这种逻辑明确以表格形式出现的时间却很晚，直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随着卡尔·皮尔逊等统计学家将其作为相关系数的计算工具来使用，2×2表格才逐渐流行起来。社会学家一开始也是把它当作统计计算的工具，早期使用它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正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斯托弗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年出版的《大萧条时期家庭研究备忘录》（ResearchMemorandumontheFamilyintheDepression）。斯托弗最早知道这个工具，把它介绍给拉扎斯菲尔德，在合著的这本书里面，他们两个人想用2×2表格来分析数据，但当时的问卷表是8个问题×3个备选项，逻辑上可能的组合达到了个，维度太多难以使用。所以，斯托弗和拉扎斯菲尔德做了统计上并不严格的实用性简化，直接忽略或舍弃某些维度，最终建立起一个2×2分类表，接着又用数据检验了这个表格。

相较于斯托弗，拉扎斯菲尔德对这一工具的使用更加灵活，不仅把它当作统计分析的工具，也用它来做定性分析的概念类型学建构，这多少就有些理论的意味了。不仅如此，拉扎斯菲尔德还是应用社会研究中心（theBureauofAppliedSocialResearch，简称BASR）的创建者，更推动这一工具的流行。BASR在—50年代风头强劲，连同哥大社会学系一起，为战后美国社会学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领导下，BASR的研究人员也十分重视2×2表格，这特别体现在一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中。

作为拉扎斯菲尔德最亲密的伙伴之一，汉斯·采泽尔（HansZeisel）年出版的《用数字说话》（SayItwithFigures）不仅是当时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教科书，而且本身就是BASR的方法总结。[多说一句，这本书不是国内已经出版的《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民意调查这本的作者是苏珊·赫布斯特（SusanHerbet），原题为NumberedVoices:HowOpinionPollingHasShapedAmericanPolitics。采泽尔国内已经有翻译的一本书是与人合著的《用数字证明：法律和诉讼中的实证方法》（ProveItWithFigures:EmpiricalMethodsinLawandLitigation）。]采泽尔的教科书中，2×2表格在因果解释上可说重中之重，以至于“只要因果解释还是目标，那它不是社会研究的一种工具，而是唯一的工具”（Bargheer，：）。与之匹配的，教科书还会教授如何处理连续和不连续变量，也就是如何降维，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高于定类层次的变量降低为定类变量，而且仅仅是二分的变量。

50年代研究方法的另一本代表作品是赫伯特·海曼的《调查设计与分析》（SurveyDesignandAnalysis）。海曼也出身于BASR，他这本书不仅把2×2表格放在中心，而且详细介绍了如何操作IBM公司的机械计算机。这个机器主要处理不连续变量，理论速度大大快于人工，但操作仍不方便，为了缩短时间，研究人员非常希望缩减变量。由于针对连续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的计算机和软件（SPSS）60年代末才投入市场，因此，虽然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在50年代末就已经为人所知，但只能手算，所以实践中很少有人用，而采泽尔和海曼的教科书压根就没提这件事。40—50年代，2×2表格是让数字事实说话的最好方式，即便数据本身经过了挑选和转换。

拉扎斯菲尔德知道，甚至使用过多元回归分析，但他更喜欢2×2表格。他经常把各指标过度简化成很宽松的范畴，之后再比较一下百分比的差异就行了。从今天习惯了多元回归分析的视角来看，可以降低维度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维度更多，包含的信息就更多，2×2表格的做法在方法和结论上的局限都太大了。之所以如此，人们必须从拉扎斯菲尔德赋予2×2表格的优点来看。

在拉扎斯菲尔德看来，2×2表格绝不只是一种相关分析工具，而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和发现工具：“社会科学所使用的大多数类型学中，引出这些类型的属性空间本身是很不明确的，也就是说，最先使用某个类型学的人并没有清楚说明自己在什么（分类）基础上得到这些类型，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类还有一个更加基本和完整的属性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建构基础（substruction）的方法就可以说是一个发现工具，也就是一个重构所有变量之全部属性空间的工具。这样一来，2×2表格就不仅是对经验数据的分析，更是在建构新的理论概念。”正是秉持这一看法，拉扎斯菲尔德甚至表达了乐观到近乎幼稚的三阶段历史哲学，他自己听起来简直是“孔德第二”：“（这门学科）一百年以前的目标是针对社会未来做出包拢一切的猜想。五十年前的兴趣集中在基本概念上，这些概念能够恰当地分析社会现象。现如今的趋势则是拎出基本变量，而所有的概念和相互关系都能从这些变量中推演出来。”（Bargheer，：）

但是，拉扎斯菲尔德对2×2表格的理解却既不错误，也不过时，而是颇为深刻，他有关类型学和属性空间的看法只是不再被人提及罢了。从这个角度看，米尔斯对所谓“抽象经验主义”的批评就显得不得要领，因为2×2工具不是为了简化经验观察，而是要发展更多、更复杂的理论模型。实际上，米尔斯本人相当熟悉这一点，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工具。

三、米尔斯对2×2表格的理解和使用示范

30年代晚期，米尔斯便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期刊文章，默顿对他评价甚高，在一封写给新学院阿尔伯特·萨洛蒙（AlbertSalomon）的信中，默顿说米尔斯是“美国这个年龄段中的杰出社会学家”，要尽可能把他招到哥大社会学系。年，米尔斯进入已经与哥大社会学系合并的BASR。他的首个任务是一项大规模的个人影响研究，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米尔斯很乐意做，而且跟和他一起编辑韦伯作品选的汉斯·格特说这地方不错，机会难得，环境还宽松。

默顿当时不在BASR，而是哥大社会学系，但他和BASR里面的人很熟悉，他自己在文章里面也是用2×2表格，经典如《社会结构与失范》。默顿还曾给米尔斯提建议，让他在有统计困难的时候找艾尔斯·采泽尔（IlseZeisel），她是前文提及的汉斯·采泽尔的sister。在这种环境下，米尔斯不仅接触到了2×2表格，而且也知道它重要在什么地方。但好景不长，米尔斯就和拉扎斯菲尔德闹掰了，原因倒不是学术分歧，而是地位关系：米尔斯对拉扎斯菲尔德把自己视为老板手底下的员工而非平等的合作者非常不满。这一冲突促使米尔斯更快更深地偏离当时的职业社会学。年，米尔斯一开始负责的那项个人影响研究结束并出版作品，但挂名的是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早已被BASR除名。

《社会学的想象力》之前，米尔斯一共出版了两本书，即《权力新贵》和《白领》。这两本书都是大量使用数据并做统计分析类型的研究，但从后续来看，米尔斯在BASR的经历确实并没有提供特别的思想和制度资源。《社会学的想象力》写作于—年，但早在年，米尔斯就有相关写作计划，在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后来严厉批评的两种社会学研究。从通信中可以看到，米尔斯写这本书不是要评估这门学科迄今为止的状态，而是回应批评者，捍卫自己做研究的方式，他甚至把自己写的类比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一个著名附论，即《论治学之道》，最早写于年，后来又在哥大社会学系中复印流传，大致就是《初学者独立研究手册》。这篇文章是米尔斯对自己研究方法的精炼总结，米尔斯在一开始的版本中列举了11条技巧，最后缩减为7条，但无论哪一个版本，交叉对立（dichotomous）变量并建立类型学的方法都处在核心位置。米尔斯不仅从方法上概述这个工具的优点，而且以自己的研究为例，亲自示范如何使用它，即便在最终的公开文本中2×2表格可以不出现。这一部分主要是《论治学之道》的第二部分，米尔斯向学生展示了他如何借助莫斯卡的理论来思考美国社会中精英的地位，如他（：）所说：“下面有几条读莫斯卡的原始笔记的摘录，或许能体现出我一直在试图描述的东西：除了历史轶闻，莫斯卡还用以下断言支撑他的命题：正是组织的权力，使少数派始终有能力维持统治。有组织有素的少数派，他们管理着世间人事。也有缺乏组织的多数派，他们被管理。但是，为什么不同时考虑（1）组织有素的少数派，（2）组织有素的多数派，（3）缺乏组织的少数派，（4）缺乏组织的多数派呢？这值得全面探究。”

本文来源：SociologicalTheories

本文作者：StefanBargh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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