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欧洲马克思主义

——巴里巴尔访谈

一、引论

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是与巴迪欧（Badiou）、朗西埃（Ranciere）齐名的当代最重要的法国批判哲学家。然而，对于英语学术界来讲，他的作品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他与英语学者有过合作，尤其是他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进行过广泛的合作，但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程度相对有限。在访谈中，我们有机会就不同的问题与他展开讨论：从他自身与马克思的关系、对民主的看法到对当前资本主义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他的研究生涯是从担任阿尔都塞的助手开始的，在那里，他帮助阿尔都塞形成了有影响力的《读资本论》。通过与阿尔都塞的合作，巴里巴尔为创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一道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传统的有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主义，以及受到来自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灵感激发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还有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股马克思主义学术潮流发展了诸如过度决定论或《资本论》的症候阅读法这些概念，它试图（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法国语境中）从受法国共产党影响的正统观念和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性批判》中摆脱出来。有趣的是，巴里巴尔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当多元化的，因为它不仅与侵染于法国人类学界、哲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还有精神分析学界的结构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巴里巴尔的哲学与试图从内部和少数人的立场来改造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也是紧密联系的，即使他最终远离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但这两个因素依然持存于巴里巴尔的作品中。

首先，巴里巴尔明确地概念化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语境之外的两个研究对象：种族和公民权。他通过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合作，清晰地表达了种族和阶级，这使他产生一种将通常与反映文化和身份相关的种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的想法，此种多元主义立场是相当具有原创性的，它明确地把种族权力与经济联系起来，而不是将他们分离开来。其次，巴里巴尔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政治哲学，讨论有关法国后殖民主义主题的公民权问题，包括无身份证明的非法工人运动与年的巴黎市郊暴乱。他分析了这两种现象，认为它们都与法国殖民遗产和政治经济学关联的法国社会种族化相联系，实质上，他研究了种族和殖民话语如何构建特定人群的臣属地位，并将他们限制在极为有限的公民权之内。只要它是建立在无身份者或巴黎郊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基础上，一种围绕社会运动和在公开辩论中要求平等的积极公民权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认为积极的公民权是一个真正的(激进的)代议制民主的可能性条件，与巴迪欧和朗西埃的想法相反，在他们那里革命事件超出了民主代议制的观念。

他的政治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暴力的反思，这进一步将他与巴迪欧、朗西埃和更为广泛的法国哲学传统区分开来，后者似乎倾向于迷恋暴力，要么用索雷尔（Sorel）或科耶夫（AlexandreKoje?ve）去颂扬暴力，要么以丹纳（Taine）或勒内·基拉尔(RenéGirard)谴责暴力。相反，巴里巴尔基于甘地（Gandhi）对非暴力的政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个看法是，在权力不对称的情境中政治解放可以与行动的和平形式相联系，这与“占领”和“夜晚站立”(NuitDebout)的社会运动产生了共鸣，这些运动明确拒绝领导者，以及反对与政府发生暴力冲突。

我们无法将巴里巴尔的所有作品完整地呈现在这儿，这也提供了对斯宾诺莎或发展欧洲公民权必要性的分析。在一个经济严重不平等的世界，人们在濒临崩溃的自然环境中工作，巴里巴尔的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一读。它试图表达——没有任何一神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严格批判，以反思政治哲学和在人类纪时代更真实的民主的条件。

二、访谈记录（年3月15日）

查尔斯·巴索德（CharlesBarthold）：在我看来，您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唯一一位与马克思文本有着紧密关联的重要法国批判哲学家（与朗西埃、巴迪欧、南希（Nancy）、德里达（Derrida）或德勒兹（Deleuze）远离马克思文本完全不同）。您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艾蒂安·巴里巴尔：首先，所有这些人并非是同一代人。实际上，您正在分析涉及到的是两代人。当然，代际总是相对的。我用来作为参考对象的是那些与我一起学习的人以及我的同班同学。一方面，有朗西埃和南希，他们曾与我一起在预备班上过课。另一方面，有德勒兹和德里达。我做过德里达两年的学生，也原本可以在威森尼斯大学学习德勒兹的课程，这是两所不同的大学。但是，巴迪欧是处于中间地带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当我研究工作起步时，巴迪欧已经离开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我们共同的老师让·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在《辩证理性批判》出版之后，我听说他在有关萨特的辩论中做过卓越的阐释。

此外，我非常感激巴迪欧教授，因为他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们与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著作出版之后，巴迪欧加入了这个工作团队，并采取了不同方式。他决定消除我们这些人中的代际差异。在您的例举中，还缺少阿尔都塞的名字，以及福柯。阿尔都塞和福柯是稍微年长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同一代人。

查尔斯·巴索德：您说的对，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表述，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批判哲学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或者也是可以说处于核心位置。

艾蒂安·巴里巴尔：我并不这么认为，问题是您如何定义批判思潮。当然，在哲学史上，存在过与马克思主义强硬对峙的日子。后来，事情变得复杂了，最后这种对峙以某种方式瓦解了。但是，每种情况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难以提供前后连贯的说法。例如，德勒兹在与瓜塔里（Guattari）合作期间，连续出版了两卷本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提出了一种理论，这为讨论和变革马克思提供了巨大空间。德勒兹的哲学概念与主流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一点在他与瓜塔里的合作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德勒兹身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上一代人那里出现过了，这便是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哲学概念是相冲突的。

关于这一点，还要再说一句，巴迪欧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我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他在马克思论坛上的一个演讲（）。他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然而，提及马克思是重要的，不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或者《资本论》，而是通过共产主义的理念。当然，朗西埃的立场更复杂，他从《无产阶级之夜》回归到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我最近听说，他在罗马共产主义会议上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发表演讲，目的是期望了解在当前时期，政治承诺与文学领域中的先锋运动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对此，他做了一个细致的回应。这种判断的调整，并非针对马克思与恩格斯，而是针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这继续在朗西埃那里充当重要作用。

就德里达来讲，则情况又是完全不同的。德里达在将马克思重新拉回到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