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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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品的影响了包括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以及莫言、余华等诸多中内外知名作家。今天这一期，你将跟随一位犹太思想家、同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走入卡夫卡的世界，听她对卡夫卡作品的剖析。内容很长，但不可错过。

简单了解一下两位

犹太人身份给卡夫卡的诸多影响

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文｜汉娜·阿伦特

译｜张淳

在20年前的年的夏天，弗朗茨·卡夫卡在他40岁的时候去世了。他的名声在20年代的奥地利和德国稳步上升，并在30年代传到了法国、英国和美国。虽然这些国家的卡夫卡的赞赏者们对他的作品内在的意义有着强烈的分歧，但很奇怪地在一个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他们所有人都被他的说故事（storytelling）艺术中的新意所打动，一种在别处从来没有以同样的强度、毫不含糊地出现的现代性的品质。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卡夫卡——与其他受欢迎的作家对知识界的冲击相比较——没有使用任何技巧的经验；没有用任何方式改变德国语言，他剥去了它所涉及的结构直至它变得清楚又简单，就像从俚语和疏忽中净化出来的日常语言。他的语言的这种简单、这种轻松的自然，可能显示了卡夫卡作品的现代性和费解与内在生活的现代复杂性没有什么关系，而这种复杂性总是在物色新的独特的技巧以表达新的独特的感受。卡夫卡的读者的通常经验是一种总体的、茫然的迷惑，甚至在他们不能理解的故事里，都有一种对陌生的、看上去很荒谬的形象和描写的确切记忆——直到有一天隐藏的意义突然带着一种真理的朴素和无可置疑地显示在他们面前。

让我们从《审判》这部小说开始吧，关于它的阐释已经可以成立一个小型图书馆了。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依据他无法弄清楚的法律而备受磨难的男人，最终完全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就被处决了。

在他寻找自己受审判的真正原因的过程中，他知道了在其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组织在运作，它……不仅雇佣腐败的监狱官，愚蠢的检察官和地方预审法官……而且任意使用一个高等的，实际上是最高级的司法等级，其中排列着不可或缺的、众多的侍从，包括公务员、文书、警察和其他助手，也许甚至还有刽子手。”他雇佣了一个辩护律师，这个律师立即告诉他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不要去批判它们。他去找监狱牧师寻求建议，牧师宣讲了这个系统隐秘的伟大（hiddengreatness），并且命令他不要寻找真理，“因为不必把每一件事情都作为真理来接受，必须把它作为必然来接受。”“一个悲伤的结论，”K说，“它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

《审判》中的K所陷进的这种机构的力量，一方面正好就依赖于这种必然性的外表，另一方面，依赖于人们对必然性的赞同。为了看起来似乎崇高的必然性的缘故而撒谎；一个不屈服于这个机构（尽管屈服可能意味着他的死亡）的人，被看作一个反对某种神圣秩序的罪人。在K的案例中，屈服不是通过暴力，而只是通过罪感的增加来实现的，对此罪的无根据的指控是对这个人的指控的起源。当然，这种感觉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人人有罪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因为K，一个忙碌的银行职员，从来没有时间去深思这样的笼统概述（generalities），他开始被引导去探索自我当中这一不熟悉的领域。这又反过来引导他进入混乱状态，把他周围世界的组织化的、邪恶的魔鬼误认为那些普遍罪感的必然的表现。如果将这种罪与那些“将谎言变成普遍原则”邪恶意志，甚至滥用人类正当的谦卑相比较的话，是无害的并几乎是无辜的。

因此，K深陷其中的这种罪感开始了它自身内部的发展，改变并且型塑了它的受害人，直到他适合于受审。就是这种感觉使他能够进入必然性、不公正和说谎的世界，根据规则扮演一个角色，并使自己适应现存状况。这个主人公的内在发展——他的情感教育（educationsentimentale）——伴随着官僚机构的运行构成了这个故事的第二个层面。外部世界的事件和内部发展最终统一于最后一幕，处决，一个尽管毫无理由、K却毫无反抗地服从的处决。

我们这个有历史－意识的（history-conscious）的世纪的特点在于，它的最可怕的暴行是在一种必然性的名义下，或者——它们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未来浪潮”的名义下实施的。对那些即使为了他们的幻想付出生命的代价，仍然屈服于这些而放弃他们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力的人们来说，没有比卡夫卡在《审判》中所总结的话更加仁慈的了：“似乎他的耻辱将留存于人间。”

从《审判》这一小说的第一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它暗示了对战前奥匈官僚政权的一种批判，它的众多冲突的民族被一个官方的同族等级制度所统治。卡夫卡，一个工人保险公司的雇员，一个许多东欧犹太人的忠实朋友，为了他们他必须获得许可呆在这个国家，对于他的国家的政治状况有着十分熟悉的了解。他知道一个人一旦陷进官僚机构，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但是对于20年代的公众来说，官僚体系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足以解释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惊骇和恐怖的魔鬼。比起现实的事情来，小说中的事更让人们惊恐。因此，他们寻找其他看上去更加深刻的解释，并且他们跟随这个时代的流行，在一个对宗教现实的神秘描述，一个可怕的神学表达里找到了。

这种曲解的原因——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和心理分析的变体那样根本的误解，尽管不像那样拙劣——在卡夫卡的作品本身中当然能够找到。确实，卡夫卡描写了一个把自身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而建立的社会，他还描述了人们把社会的法律看作神圣法则——无法根据人的意志而改变。换句话说，卡夫卡的主人公们所碰见的这个世界的错误就在于它的神化，它的代表一种神圣必然性的伪装。卡夫卡想要通过对其丑恶和隐藏的结构的揭露，通过真实和伪装的对比来摧毁这个世界。但是现代读者，或者至少20年代的读者，被这样的自相矛盾所迷惑，被单纯的对比所打动，不再想聆听它的原因了。他对卡夫卡的理解更多地展现了他自己而不是卡夫卡——展现了他对社会的适应，即使是一个“精英”的适应；并且当面对卡夫卡对谎称必然性和神圣法则的谎言的讥讽时，他却显得一本正经。

卡夫卡接下来的这部伟大的小说《城堡》把我们带回到同样的世界，但这一次不是通过最终屈服于必然性的某个人——这个人仅仅因为被政府指控才得以了解政府——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另一个十分不同的K的眼睛。这个K作为一个陌生人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愿来到这里，并且想要在这里实现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确立他自身，成为一个公民，成家立业、找到工作，并且成为一个社会中有用的成员。

《城堡》中的K的突出特点就是他只对普遍原则、那些所有人都有自然权力的事情感兴趣。但是当他要求的只是这些时，十分明显的是他将完全得不到满足。他很容易被说服去改变他的行业，但是，他要求的——作为他的权利——只是一个职业，一个“常规的工作”。因为只有城堡可以满足他的要求，K的麻烦开始了；而城堡做这件事情（满足K的要求），要么将之当作一个“恩赐行为”，要么——如果他同意成为它的秘密雇员——让K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村庄工作者，其真正职责是由城堡的使者巴纳巴斯决定的”。

由于他的要求不过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他无法将之作为“来自城堡的恩赐行为”来接受。在这时候，村庄的村民们开始插手帮助；他们试图说服K，说他缺乏经验，不知道整个人生就是被（城堡的）喜怒和恩赐（或剥夺恩赐）所建构和统治的，而这两者都是不可说明的、撞大运般的冒险。他们试图向他解释，对错（有理或无理）只是“命运”的一部分，谁也无法改变，而只能去满足它。

因此，K的格格不入得到了一个附加的意义：他的格格不入不仅是因为他不“属于村庄，也不属于城堡”，而且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唯一正常和健康的人，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性和正常，爱、工作和友谊都被从人们的手中夺走，变成一种恩赐的礼物——或者像卡夫卡所指出的，来自上面的恩赐。不管是作为命运，作为祈祷，或者作为诅咒，这是某种神秘的东西，一种一个人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从来不能够创造的东西。因此，K的渴望远非平凡无奇，远非显然合理，它实际上是非常出格的和令人反感的。他为了一种最低限度而进行一场斗争，好像它包含了所有可能的要求的总和。对于村民来说，K的奇怪不在于他被剥夺了生活的本质，而在于他对这些的追求。

然而，K的单纯而坚定的目标，打开了一些村民的眼睛；他的行为使他们知道人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城堡的规则不是神圣法则，因此也是可以被攻击的。他让他们看到，就像他们指出的，“那些遭受了我们这种体验，被我们这种害怕所困扰……为每一声敲门声而战栗的人们，都不能够直视事情。”并且他们补充道：“由于你的到来我们是多么幸运啊！”然而，这个陌生人的奋斗，除了成为一个榜样以外没有其他的结果。他的战斗结束于精疲力竭地死去——一个完全自然的死亡。但是由于他不像《审判》中的K那样屈服于作为必然性而出现的东西，他没有留下任何耻辱。

卡夫卡小说的读者很可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即倾向于将卡夫卡的恶梦般的世界看作一个微不足道的，但是也许在心理上有趣的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的一个预告。但是这一世界实际上已然来临了。40年代这代人，尤其是那些拥有生活在最可怕的政权历史下的可疑的优势的人们，至今为止已然知道卡夫卡所充分表现出来的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代替政府，用独裁专断的政令代替法律。我们知道卡夫卡所建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恶梦。

如果卡夫卡关于这种机器的描写真的是预言，那么它将会像其他所有数不清的从这个世纪初开始一直折磨着我们的那些预言那样庸俗。本身常常被误当成先知的查尔斯?佩基（CharlesPeguy）曾经谈及：“我们可以设想的决定论……也许仅仅是残余法则。”（”Determinismasfarasitcanbeconceived…isperhapsnothingelsebutthelawofresidues.”）这句话暗涉到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生命是最终会导致死亡的衰落过程而言，它是可以被预测的。在一个盲目遵循衰亡的自然进程的毁灭性的社会里，灾祸也是可以被预见的。只有拯救而不是毁灭，会无法预测地到来，因为是拯救而不是毁灭依赖于人的自由和意志。卡夫卡的所谓预言只是对目前已来到明处的潜在结构的冷静分析。这些破坏性的结构被他那个时代关于人类必须屈从于必然的自动进程这个流行信仰所支持，衰亡过程也因这个信仰而自己加速。《审判》里监狱牧师的话揭示了官僚的命运就是必然性的命运，他们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职员。但是作为必然性的一个职员，人变成了衰亡的自然法则的一个代理人，因此使自己退化为毁灭的自然工具，这一工具可能通过对人类的滥用而加速。正像一个被人所抛弃而任其服从自然命运的房子，会慢慢遵循所有人类产品内在具有的衰亡的过程一样，由人类建造、根据人类而不是自然法则所组成的世界也是如此。当人类决定使自己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尽管精确但是盲目的自然法则的工具，声称他自己创造法则的至高本领甚至把它们（这些法则）向自然颁布时，世界也将会再次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并且遵循衰落的法则。

如果进步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内含在所有历史阶段中的必然的超人类的法则，在它的大网中人类无法逃脱地被抓住，那么进步确实在下面这段引自瓦尔特?本雅明最后作品的话中得到了最好的想象和最准确的描述：

历史的天使……把他的脸转向过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连串事件，他看见了一个无人能免的灾难，它不间断地堆砌着毁灭物，并将它们丢在他的脚下。他希望他能够停留——去唤醒死者，连接碎片。但是从天堂吹来一阵风抓住他的翅膀，这阵风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个天使无法合拢它们。当他面前的毁灭物堆到天空时，这阵风将他不可抗拒地吹向他所背对的未来。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就是这阵风。

不管更近一段时间如何证实了卡夫卡的恶梦般的世界具有真实的可能性，并且其实际情况甚至超过了他所描写的暴行，我们仍然会在他的小说和故事中体验到一种十分明确的非现实的感觉。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名字，常常只是简单地用姓名的起首字母称呼；他们当然不是我们可能在真实世界中所遇见的人，因为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多余的细节特征。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角色，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工作，而与他们相比，其主人公的不同仅仅在于其角色是不确定的，在固定工作者的世界里他们缺少一个确定的位置。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无论是《城堡》中害怕失去工作的普通人那样的小人物，还是《城堡》和《审判》中官方的大人物，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在与工作的完全同一中生活。他们没有心理品质，因为他们除了固定职业者什么也不是。举例来说，在《美国》这部小说里，当一个宾馆的守门人的头头弄错了一个人的身份，他说：“如果我把一个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还怎么能继续在这里当守门人啊……在我服务的30年时间里，我还从来没有认错一个人。”犯错就等于丢掉工作，因此，他甚至不能承认犯错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强迫他们否认人类犯错的可能性，固定职业者们也就不能保留人性，而必须像超人那样行动。卡夫卡的所有雇员、官员以及公务员都远远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在一个全权的统一设想中行动。

一个普通的小说家可能会描写一个人的职责和他的私人生活之间的冲突；他可能会表现出一个人的职责如何吞噬了他的私人生活，或者他的私人生活——比如，拥有一个家庭——如何强迫他放弃所有人性的特点，或者强迫他非人地去完成他的职责。卡夫卡让我们立即面临这样一个过程的结果，因为这一结果是最重要的。全权（omni